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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窯米黃釉瓷器中帶有紀年銘文的傳世品和出土物比較少見，國家博物館、財團法人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和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分別收藏了一件刻有"大明萬歷乙卯年(萬歷四十三年)""漳州""同安縣""東溪鄉""陳福成""開元寺"等銘文的瓷雕作品，造型典雅雋秀，線條流暢優美，工藝高超精湛，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本文結合文獻和前人研究，考釋瓷雕銘文和相關內容，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生產瓷雕的窯口位于泉州府同安縣東門外東溪附近，今屬廈門市同安區東溪一帶，地處廈、漳、泉三角開放區的中心位置；陳福成監制瓷雕，并于銘文中體現地緣位置，展現出漳窯生產中濃厚的同業競爭的商品經濟意識和形態；瓷雕皆為開元寺供養器，為定燒之物，銘文內容豐富了明代瓷器的供養銘文體例。劉坤一與李鴻章、張之洞是晚清時期的重要疆臣，他們掌控地方社會、經濟之大柄，影響內政、之決策，堪為晚清時期的重要人物。劉坤一擔任兩江總督時期，李鴻章、張之洞、李文田等人與他時有書信往來，且多討論當時、諸多事務。湖南圖書館現藏有多件李鴻章、張之洞及李文田等晚清名家致劉坤一的書信。部分書信尚未公開發表，內容隱秘，文獻價值重大。筆者選取其中五件進行整理，將此函札標點，并結合相關資料予以考釋。這五件書札中，李鴻章、張之洞所寫四件信函主要涉及中俄、中法及中日關系，從中可考察劉坤一與他們互動時的基本態度；李文田致劉坤一之書信則涉及李鴻章與劉坤一"對抗"時局下的朝政變局。裴祗事跡未見史載，人們很難從傳世文獻中探查裴祗的生平概況與家族淵源；出土的裴祗墓志記載了裴祗的生平狀況、仕宦履績，為史學工作者研究河東裴氏家族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裴祗墓志提供的新線索與佐證材料，成為史學工作者研究裴氏家族的重要補充文獻資料。裴祗墓志所載材料結合傳世文獻，對后人理解西晉初年的社會風氣與尊崇儒家禮制的思想潮流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5年，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天璽華府項目建設，對該區域M24M245發掘整理。出土有青瓷執壺、白瓷執壺、瓷碗、絞胎枕、銅鏡、銅錢、鐵器等隨葬品。其中M244出土的絞胎花枕做工精細，上刻"裴家花枕"字樣，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為研究相關器物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本文以近年公布的石刻資料為中心，結合傳世文獻和歷史背景，對安史之亂以后河朔藩鎮諸州刺史的相關情況加以補正，希望能使《唐刺史考全編》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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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出土于山西的一批賈國青銅器對于研究賈國的歷史十分重要，彌補了文獻記載的不足，明確了賈國的地望，反映出強烈的周文化特點。從這批銅器的本體出發，還可以探討賈國的財力、爵位、政策以及滅亡的一些史跡。另外賈子叔子屖盤不是西周姬姓賈國的器物，具有強烈的海岱文化特點。"好"汽柱甑形器出土于商代晚期的殷墟婦好墓中，其類似于甑的形制和底部獨特的汽柱結構，引起了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焦作白莊漢墓M51位于"山陽故城"東1.5公里處，是其附屬墓葬。出土了完整的陶器組合，特別是彩繪三層二聯倉陶倉樓，為聯倉類型陶倉樓的斷代提供了依據，亦為研究古代建筑史和建筑裝飾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薛河流域是山東古遺址密度的地區之一，21-212年國家博物館與山東大學合作在此區域進行了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工作，共發現遺址和遺物分布區18余處。項目在田野調查和聚落研究中使用GPS、分區采集和：rcview軟件分析等手段，主要考察了本地區北辛文化時期至秦漢時期的宏觀聚落形態和變遷情況。大體而言，這一區域聚落發展的總趨勢為聚落數量不斷增多，分布范圍逐步擴大，聚落規模逐漸增大，聚落間的分化逐漸明細。具體又可以分為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時期的萌發期、大汶口文化至商代的穩定期、西周至秦漢時期的高速發展期三大階段。宏觀聚落變遷的整個過程以穩定和繼承為主，突變始終居于次要地位。山東出土銅(钅和)可分為兩型、五期。春秋時期流行橢圓腹(钅和)，戰國時期流行圓角方腹(钅和)。春秋早期流行單環耳(钅和)，春秋中期至戰國晚期流行雙環耳(钅和)。春秋早期偏早銅(钅和)產生于魯北地區，其原型為陶罐；春秋早期偏晚傳播到沂沭河流域。春秋晚期銅(钅和)的分布范圍南達湖北、江蘇，北達河北，西達甘肅，至戰國中期逐漸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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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寫是文獻墨跡復原復制的重要技術手段之一。小字墨跡復制摹寫技術，在復制工作中克服了"雙鉤廓填"方法對筆墨的制約，具有一筆成形、對應表現潛力大、效率高、適合小字墨跡復制等特點，是傳統墨跡復制中比較難把握的技術方法。本文在工作實踐的基礎上，根據博物館對摹品質量的特殊要求，強調在小字文獻墨跡復制中發揮摹寫技法特點與對應表現潛力、精心制作墨影底稿和熟練駕馭字形與用筆筆勢；強調從專業需要和個人技術素養兩個層面把握"摹"與"寫"的內涵、強化筆功基礎、認知原跡、引入筆意觀照；同時強調加大試摹寫數量，做到意在筆前，使小字墨跡的復制摹寫技術成為既符合傳統技術特點，又可廣泛應用復制各種小字墨跡文獻的文物復制技術，從而提升文物復制件的品質，使傳統文獻墨跡復制技術在博物館文物保護工作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本文通過辨析盤龍城等遺址二里頭文化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指出，長江中游沿岸地區延續了石家河文化傳統的"石家河文化組"遺存上承龍山時代的石家河文化，下啟該地區二里崗下層文化時期遺存，是當地的土著文化因素；并認為約在二里頭文化四期前這一地區已出現了三星堆文化因素。從而揭示出二里頭文化的南下打破了該地區原有的文化格局，啟動了石家河文化的發展機制，產生了同一譜系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的歷史圖景。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通過對鳥形盉銘文的重新考釋，尤其是銘文中出現的西周時期相關法律用語"誓"、"鞭"、"笰傳出"、"出棄"等詞，與已出土的金文進行比對研究，有助于對西周時期法律制度中的"鞭刑"、"流放刑"作進一步的探討。此外，銘文中兩次出現"誓"字，將銘文中的"誓"和已出土金文資料進行比較、歸納、研究，"誓"在西周時期的訴訟、審判等領域曾被廣泛使用，表明"誓"在此一時期具有較強的法律意義和法律約束力，為研究"誓"在西周時期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和法律效用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證。本文首先概述了大嘴子遺址第三期文化以及雙砣子、大砣子遺址等同類考古學文化發現的陶簋。在此基礎上，從陶簋的保存狀況、形制、成套出現的禮儀特征等方面，與河南孟津妯娌遺址出土的禮器——鐃形器進行對比研究，認為陶簋是大嘴子遺址第三期文化僅見的陶禮器———專用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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