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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夏城發現以后，有論者主張姑的歷史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段是夏之韋國城址，被商族人攻占以后成為早商文化城址，從而成為商湯西進滅夏的大本營與根據地，以取代鄭州在夏末商初為"湯之亳"的地位。本文則持不同意見，從考古材料與古文獻材料出發，論證了先商之亳與早商之亳均在鄭州的觀點。單士厘是晚清家錢恂的夫人、新文化運動主將錢玄同的大嫂。早年，她曾以使節夫人的身份隨夫游歷歐亞各國，并將見聞寫成游記，被后人譽為"乃Zui早走出閨門、走向世界知識婦女之一"。在隨夫君出使期間，如母的長嫂單士厘經常與小叔錢玄同有書信往來，在信中將自己的見聞和感受與小叔分享，如"日俄戰爭"調停、第二次"海牙和會"談判等。本文收錄了由錢玄同親手制作成冊的7封單士厘信札，均系首次面世，字里行間表現出她的愛國思想，以及對覺醒的思考與期望，體現了一位晚清知識女性對國事的關注與認知。11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新國道G31項目沿線進行考古發掘時，在漢魏故城北部的邙山地區清理一批漢墓，出土物中包括西漢時期長方形陶井欄1件。這批陶井欄形制特殊，井口為長方形，四面均模印有圖案，多由井欄、井架、井亭、滑輪、水斗等組成，有的帶有水田；紋飾獨特，有反映社會生活的勞作圖、殺狗圖、馬牛圖、牽羊圖、胡人牽駱駝圖，有以朱雀、青龍、白虎、應龍、飛廉、風神這些神、獸形象為主體的圖案，還有的單純飾以菱形柿蒂紋、圓形浮點紋圖案；這些裝飾圖案出現在井欄上，含有對風調雨順、生活富足、吉祥如意祈求的寓意。這批陶井欄的紋飾題材在洛陽乃至全國以往的發掘中均較少發現，地域性強，制作工藝先進，采用翻倒脫模法，表現技法多樣，有陰線刻、陽線刻、淺浮雕、減地平面陽刻等。僧淵造像碑，為北周高僧僧淵所造，早年發現于陜州寶輪寺，是河南僅存的幾件北周造像之一，且有確切紀年，是研究北周佛教的發展和建德法難的重要實物資料。本文對其雕刻內容、造像題材以及藝術風格進行考察和研究。1年在洛陽市紅山鄉工業園區發掘清理了一座唐代墓葬，墓主人是唐慎州司倉竇州潭峨縣丞張文俱。墓內發現有明確紀年墓志一合，填補了洛陽地區以往發掘唐墓無唐代早期紀年墓的空缺，為研究唐代墓葬斷代分期提供了新的確切標尺。該墓出土1件"八星拱月"三彩盤，打破了以往人們普遍認為"唐三彩"是盛唐時期才出現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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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器體四隅為視點中心形成中軸對稱的結構布局是商周時期方形青銅禮器的重要裝飾方法之一，此類裝飾起源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獸面紋玉琮，商代早期開始用于裝飾方形青銅禮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繼續存在，西周中期逐漸消失。統治者在設計鑄造青銅禮器時刻意模仿被諸多氏族部落所認可的獸面紋玉琮，目的在于藉此籠絡其他氏族部落勢力，掌控宗教話語權，強化自身統治地位。新密李家溝遺址是一處距今15年至86年左右連續的史前文化堆積，它的發掘為學術界深入研究中原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間的歷史文化提供大量有價值的手實物資料。李家溝遺址石器加工技術可能受非本地技術因素的影響，但遺址所見早期居民所用優質燧石很有可能為本地所有，不大可能為"遠距離采集運輸所得"。李家溝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中大型食草類動物數量"銳減"，似乎與以大型食草類動物骨骼制作成骨器有關，與生計方式變化似乎無必然關聯。從李家溝遺址新石器時代到裴李崗文化，陶器制作技術似乎并沒有繼續向前發展，甚至出現一定的倒退，繼承性遠沒有"變異"性明顯。李家溝遺址早期新石器文化遺存中發現的石磨盤很有可能即為"研磨采集品的工具"，其與裴李崗遺址發現的石磨盤、石磨棒的功能顯然是有區別的。僅僅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就將李家溝遺址確定為聯結兩個時代的重要剖面，填補了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缺環與空白，甚至與原始農業的起源相聯系，結論為時過早。柿子灘遺址第五地點是距今2~1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細石器遺址。該地點于21年進行了發掘，四個文化層均埋藏于河流相階地堆積中，出土有石制品、動物化石和人類化石，多以用火遺跡為中心集中分布。其中原生埋藏的人類化石為該遺址的首次發現，為研究晚更新世晚期人類的演化提供了珍貴材料。12年7~9月，對盤羊溝遼代墓葬進行發掘。該墓為磚結構多室墓，全長23.7米。出土隨葬品共28件(套)，種類有瓷器、銀器、銅器、鐵器、骨器、漆器等。該墓受漢文化影響頗多，和同時期遼墓相比顯得比較特殊。該墓墓主為后唐德妃伊氏，墓志的內容彌補了史述簡略的缺憾，對研究后唐、后晉與契丹的關系提供了重要資料。-11號貴族居址是科潘遺址除王宮以外的等級建筑，主體是一處封閉的方形院落，四面為石砌高臺建筑。對院落北側建筑的發掘表明，科潘王國晚期，北側建筑由中部有兩層臺基的主建筑和東、西兩側附屬建筑組成。中部臺基的13組墨西哥紀年和交叉火炬雕刻，說明此貴族家庭與王室有密切聯系。9年冬季，對瓦罐灘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清理灰坑14個、灰溝3條、龍窯1座，出土瓷器31多件和大量窯具。窯址屬元代早期，是貴州省經科學發掘的座瓷窯，該窯的發掘為解決黔東南及周邊地區出土宋元時期瓷器的窯口問題和研究古代陶瓷史提供了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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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為深入了解秦始皇帝陵的整體布局和當時的陵寢制度，對陵園及道路、門闕、墻垣等進行了系統勘探，對K99陵寢建筑、從葬墓及一號坑等進行了發掘。這些考古工作為認識秦始皇帝陵喪葬禮儀與建筑結構體系等提供了新材料。8年對烏魯木齊市魚兒溝遺址北區進行了發掘，發現石墻、房址、巖畫等遺跡。另在相距不遠的阿拉溝內清理了3座被盜墓葬。出土遺物包括陶器、銅器、鐵器、木器以及動物、植物遺骸。遺址及墓葬的年代相當于春秋戰國時期。此次發掘對研究魚兒溝地區的古代文化面貌、探討新疆地區歷史文化的發展演變具有重要意義。7年，為了解在洛陽漢魏故城北魏宮城閶闔門附近勘探墓葬的時代、保存狀況以及與城址的關系，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對部分墓葬進行了發掘，其中M175為西周晚期墓葬。該墓為土坑豎穴墓，葬具一棺一槨，出有銅器、陶器、石器、蚌器等遺物56件(組)。以該墓為代表的西周晚期遺存的發現，為了解漢魏故城西周遺存的分布提供了新資料。12年和213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對山東臨淄齊故城內的一處銅鏡鑄造作坊遺址進行了發掘，有關的遺跡有鑄坑、房址、水井及部分灰坑，出土有鏡面范和鏡背范。遺址的發掘是秦漢時期乃至古代銅鏡鑄造業及鑄造技術研究的重大突破，為相關學術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臺北故宮博物館藏劉貫道《元世祖出獵圖》(軸)是一幅以描述元世祖忽必烈游獵活動為主題的蒙元宮廷畫，頗為，一直備受蒙元史及美術史學者關注。然而關于這幅圖像的歷史流傳過程，目前卻很少有人探討。本文從書畫流傳史的角度對《元世祖出獵圖》做了一番考證，通過將文獻資料與圖像相結合，首次指出錢宰《臨安詩集·題藩王出獵圖》、顧復《平生壯觀·元裕宗御容》及納蘭揆敘撰《益戒堂詩后集·題元世祖岀獵圖》所涉內容皆指今本《元世祖出獵圖》，這為今后研究美術史及蒙元游獵制度奠定文獻學基礎。8年廣東德慶東漢墓陶船的出土，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并圍繞陶船的類型和技術特征進行了研究。年出版的《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發表了附帶船舵的完整陶船圖片，使得細致探討其船型特征和技術細節成為可能。德慶陶船上層建筑采用三島式結構，設計合理，勻稱美觀，宮殿式的橋樓設計則反映了陶船的功能與等級；陶船軸轉舵是船舶大型化和較高操縱性的體現；甲板、大和兩端上翹的圓弧形船底結構則說明船舶有一定的結構強度和快速性。德慶陶船上層建筑、船舶屬具、主船體結構等的特征，表明東漢時期嶺南船舶在靈活性、穩性、抗沉性、快速性和強度上都有所加強，由此可以推進了學術界對東漢嶺南造船水平的認識。本文通過對新見三枚明末李自成農民軍印章資料的討論，知曉大順政權在政權建設時，不僅設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職官，同時也設置了不少學官等輔助性質的職官。在整理目前所見李自成遺印的基礎上，重點討論了李自成農民軍印章的用字問題和該農民軍在巴蜀地區的活動，并糾正了文獻中有關用印制度的錯誤記載。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名字之諱，禁止"印"字入印，而改為"契、信、符、記"等專稱，成為其一大特色。從現存的李自成遺印實物情況看，明末大順農民軍在巴蜀地區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傳統上認為巴蜀地區完全為張獻忠農民軍的勢力范圍，可補相關歷史記載之缺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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