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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討論河南上蔡郭莊王金鼎1號春秋楚墓出土有兒簋銘文中"洹"字讀法及相關問題。簋之時代，從其銘文字體和有關辭例，同出銅器、陶器等看，似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為宜，而非春秋早期。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目前所見兩周金文中"桓"字，或寫作" "、" "，而未見有寫作"洹"者。相反，金文和楚簡中卻有"宣"寫作"洹"的例證。因此，將"洹"讀作"桓"，謂"陳洹公"即"陳桓公"，不當，應讀為"宣"，"陳洹公"即"陳宣公"。由此可對洹子孟姜壺"洹"字的讀法重新加以審視。以往多讀"洹"為"桓"，謂"洹子"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的"田桓子"。據簋銘及清華簡《系年》等新出材料來看，壺銘的"洹"應即"宣"，"洹子"即"宣子"，而非傳統認為的"桓子"。辛亥時期東北黨人田又橫名不見經傳，生平事跡不詳。本文以國家博物館藏有關文物和檔案為基礎，并搜集其他相關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對其生平事跡有了初步的認識。筆者認為田又橫在辛亥時期的東北中，為宣傳和組織活動做出重要貢獻，并獻出年輕而寶貴的生命，他應該作為"辛亥烈士"載入史冊。今日照市春秋時屬莒國領域。8年3月日照市東港區首次發現春秋時期樊國銘文青銅器，這是繼山東發現黃國伯克盆、陳國大喪史仲高鐘銅器后的又一次新發現，為研究春秋時期莒國與樊國的關系提供了重要依據。7年，焦作市中站區出土了靳德茂墓志及彩繪陶俑。通過對墓志的考釋可知，其與《東庵集》等文獻所記載內容較為一致。它們可以驗證元朝的某些歷史事實。這批出行方陣彩繪陶俑，明顯具有蒙古文化特征。這些出土文物，對元代醫政、選官制度以及懷孟路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義。參與南京大的侵華日軍第十軍下屬的石田炮兵，在1937年11月18日攻克浙江省嘉興縣后樹立了一塊名為"石田炮兵奮戰之地"的石碑，以"紀念"該不靠其他兵種配合而獨立攻克國民防御工事的"戰功"。建造"紀念碑"等精神是戰時日本的國策，目的為動員日本民眾參加對外侵略戰爭。石碑不僅是征服的殖民符號，而且是以靖國神社為中心、從日本國內到殖民地和占領地的祭祀戰爭亡靈體系的一環。13年3月，該石碑在離原址不遠處被發現。該地為時期嘉興的交通咽喉，也是國民江浙國防工程中守衛嘉興城的Zui后陣地，因此成為日軍的"奮戰"和立碑之地。碑文中的日軍軍官石田保道、橋本欣五郎、藤村謙等人與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審判等中日兩國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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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市李家窯遺址是虢國都城上陽城所在地?；ɑ茉稭17位于上陽城西城墻南段，并打破城墻，出土少量銅禮器、玉石器，年代為春秋中晚期之際。墓主人是一位士級貴族，其族屬與秦國或秦文化密切相關。4年11月，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長安區韋曲街道新寨村發掘了中書舍人、上邽縣開國子梁行儀與夫人薛氏合葬墓。該墓形制完整，紀年明確，出土物豐富，有墓志、陶俑、玉器等隨葬品。此墓的發掘為研究唐代喪葬習俗以及唐代的歷史文化等提供了新的資料。本文從侯馬鑄銅遺址出土鼎模入手，在對鼎各個部位陶模進行詳細分類與重新認識的基礎上，探求制模過程中工匠如何分型。根據各部位鼎模分型特征結合典型的晉式青銅鼎復原出鼎的分型圖，并與殷墟孝民屯出土鼎模相比較，指出商周青銅器制模工藝的傳承、創新與發展，進一步說明分型制模的進步性。本文得出了鼎耳、鼎足、鼎腹部、捉手等部位分型的新認識，這些部位的分型都與紋飾的復雜程度有關。本文介紹的皇唐三階大德禪師碑，以三組佛造像為碑的主體，且造像主尊不是三階教徒口念的地藏菩薩。文章意在說明佛教其他宗派的造像、禮佛風氣對于三階教的影響可能是始終的，同時通過造像內容，對這通唐代三階教造像碑的相對年代作了大致的推斷。

海龍囤是集關堡山城與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12年，這里重點發掘了"新王宮"遺址，并對遺址及周邊展開調查，試掘了"老王宮"遺址。"新王宮"是四周有封閉城墻、以踏道為中軸線的宏大建筑群，出土了大量建筑構件和碑刻、瓷器等遺物。海龍囤的發掘為從考古學的角度推進土司制度研究、探討與地方關系提供了新材料。國家博物館的前身北京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建于1912年7月9日，歷經百年發展，館藏品數量由Zui初的5萬余件到現在的13余萬件。在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博物館的前輩們經過不斷探索、研究，逐步形成具有本館特色的藏品分類管理體系和藏品編號方式。從Zui初按陳列室陳列物品建冊，到后來按文物種類編制成幾十本賬冊，計百余萬件文物；從民族危難、社會動蕩中藏品保管艱難維持，到廣泛接受社會捐贈、征集、調撥，普查和信息化管理；從簡單的序號編目，到日益完善的文物管理編目體系。各時期藏品賬目沿革、分類體系逐步擴充完善，代表了國家博物館百年歷史底蘊。本文系統梳理、辨析各時期藏品珍貴賬冊檔案，探求其歷史沿革、編排規律、藏品編號方式及其在不同賬冊中所代表的涵義，并試圖研究總結博物館藏品賬目管理的發展趨勢，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做好這些工作。


祝辭是古人通過祝禱行為，向神靈表達意愿時吟誦的祈愿辭章，目的為祈福消災來滿足自己的需求與愿望。以往對祝辭的研究多集中于文體及其演變的過程，近年來學者逐漸關注祝辭的使用者祝官以及對祝辭內容反映的歷史內涵進行考察。《清華簡·祝辭》分別記載"恐溺"、"救火"、"射箭"三段祝辭。"恐溺"祝辭通過祝禱行為與咒語，表達祝禱者恐懼溺水進而希望通過祝禱而獲得平安之情，朗朗上口，為有韻之文。"救火"祝辭為救火時祝禱者所用之詞，通過祝禱表達滅火意愿，反映人類戰勝災害的強烈心態。三段簡短的"射箭"祝辭為先秦時期射箭過程中，射者為祈禱射中而使用之文辭。祝辭內容豐富，文辭淺顯，所記載的射侯有的可與傳世文獻對應，有的則為新見。分析祝辭內容以及弓與射侯的對應關系，此段材料反映的是先秦時期"主皮之射"，故而史料價值極高。蔣慶墓志為研究隋朝的職官制度、府兵制和驍果軍，以及隋煬帝次東征和雁門之圍等事件，提供了新的資料。本文簡要報道了近年來我們在渤海南岸地區發現的東周時期鹽業遺址群資料，重點介紹了鹽業遺址群分布、規模、堆積特點、年代、出土制鹽用具及其所反映的制鹽工藝流程和生產性質，并探討了該地區東周時期鹽業遺存資料與相關文獻所記載齊國鹽業生產情況的關系。濮陽高城東周城址，位于濮陽縣城東1余公里。其位置與《水經注》等古文獻所記述的東周衛國都城——帝丘一致。此外，該城址的規模、時代、文化內涵等都與東周衛國都城相吻合。因此該城址應是歷衛成公遷都的帝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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