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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近年來發現的應侯見工諸器進行介紹和考釋，然后通過與其他墓地所出銅器相對比的方式，對器物年代等問題進行探討。商周玉石容器在大型墓葬偶有發現，與同時期的容器在形制、紋飾、尺寸大小上極為相近。本文就玉石器皿的器型、紋飾、年代等問題，結合墓葬出土的青銅器、陶器等進行類比，認為玉石容器與青銅禮器的相似性主要表現在簋、盤、豆、觶這幾種器型上，紋飾方面也盡量模仿青銅器但較為簡單，但也有器物仿陶器。商代的玉石器皿以實用器為主，主要出土于殷墟，西周則主要發現于周原地區，均為把玩的小器皿，而非實用器。唐顧師閔墓志現存洛陽偃師市，其發現為研究唐代顧氏家族以及再現唐代社會風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通過對鳥形盉銘文的重新考釋，尤其是銘文中出現的西周時期相關法律用語"誓"、"鞭"、"笰傳出"、"出棄"等詞，與已出土的金文進行比對研究，有助于對西周時期法律制度中的"鞭刑"、"流放刑"作進一步的探討。此外，銘文中兩次出現"誓"字，將銘文中的"誓"和已出土金文資料進行比較、歸納、研究，"誓"在西周時期的訴訟、審判等領域曾被廣泛使用，表明"誓"在此一時期具有較強的法律意義和法律約束力，為研究"誓"在西周時期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和法律效用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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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殷墟范圍內陸續發掘了一批明代墓葬。其中王?？谀系豈155為斜坡墓道長方形磚室墓，是明代汝源端僖王朱厚焆夫婦合葬墓。豫北紗廠M3M34均為斜坡墓道土壙墓，保存較好，屬于明代漢中守備副使張士隆的家族墓。這三座明墓的發現，為研究安陽地區明代藩王和官吏的葬制、葬俗及家族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近日查閱資料中新發現一幅登載于《良友》畫報1926年第5期的李大釗與顧孟余合影。通過對照片承載的信息和對當時報刊新聞報道的考證、推斷，筆者認為，此照片應是1926年3月12日上午9時余李大釗、顧孟余出席國左派在北京三殿(由門起，直至太和殿)舉行的紀念孫中山逝世一周年公祭活動時的合影。耐人尋味的是，《世界》畫報所發《被段祺瑞通緝之五人》使用的李大釗照片，竟是后來《良友》畫報1926年第5期登載的李大釗、顧孟余合影的一部分，只不過抹掉了照片上的背景以及顧孟余像那部分，僅留李大釗一人的照片，其刮擦制作痕跡明顯?！读加选樊媹?926年第5期發表李大釗與顧孟余在太和殿紀念孫中山逝世周年公祭活動的合影，體現了國共合作、繼承孫中山遺志，掀起國民高潮的時代主題，其寓意深遠?！痘|》37版有"遲彝弓、恒弓、疾弓"三種不同的弓，它們分別相當于文獻中的王、弧、唐、大、夾、庾之弓。它們使用于H3卜辭主人"子"在學射禮即將結束時。本文對"遲彝弓、恒弓、疾弓"三種不同弓的考證，不僅有助于深化H3卜辭研究，而且對商代、西周、春秋時期的射箭工具的繼承和發展也有一定的認識。

河南商水縣戰國城址采集到一枚陶印，諸家對其文字隸定和國別存在分歧，筆者認為這是一枚三晉官璽，印文應隸定為"夫疋司工"。羅漢壽字插屏是故宮舊藏的一件祝壽題材的插屏類文物。這件文物的屏心上面布滿了精浮雕，這塊浮雕由人物、動物和植物等形象構成，而且這些形象都是表現祝壽寓意的常用傳統形象。就浮雕藝術而言，這塊浮雕在雕刻方式和形象處理上都具有鮮明的獨特性。本文從浮雕藝術的基本處理方式入手，對其分層方式、構圖處理、形體壓縮、雕刻手法及造型特征等方面進行了具體的剖析和闡釋，總結了它們的特點，并深入分析了這些特點的形成原因。指出由傳統的尊卑觀念形成的等級主次意識、類型化的事物認知方式、概念化的形象設定三者結合是這件插屏浮雕處理方式特點產生的直接原因，而注重表意、"意大于形"的傳統"道、器"關系認知則從深層促使了這些特點形成。

大云山漢墓區為西漢代江都王陵園。為了解大云山西漢江都王陵出土用材，對大云山漢墓13個取樣的用材進行了鑒定，鑒定結果為柘樹、錐木和竹子，三種用材均適合作為用材。1年冬，洛陽市伊濱區諸葛鎮1號安置小區內出土了一盒墓志，記載時代先后跨越了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志文內容涉及后漢李崧冤案、北宋李昉淵源等較多歷史問題，起到了很好的證史、補史的作用，對研究這段時期的歷史具有重要價值。1年1月至211年1月，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建設，鄭州大史學院考古系對滎陽后真村墓地進行了考古勘探與發掘。清理出唐至金代墓葬共1座，其中唐墓2座、宋墓7座、金墓1座，部分墓葬出土遺物較為豐富，為唐宋時期喪葬習俗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本文對夏王朝年代做了依三代以后王朝積年世數的另類推測，得出由啟建立的夏王朝應始于公元前2世紀中葉，并結合考古資料對相關夏代都城及夏文化問題做了探討，認為：登封王城崗古城為禹都陽城，禹州瓦店遺址可能是禹、啟所居，新砦古城為夏啟至少康時的早期夏都，二里頭遺址為帝槐以后的夏代中晚期都城；夏文化應是一個將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的概念，指夏代在其王朝統轄地域內夏族或以夏族為主體的人群創造的文化，"新砦期"遺存是形成期夏文化，二里頭文化是成熟期夏文化。學術界以往的研究多將商代外服侯、田、男、衛、邦伯視為諸侯，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各類諸侯起源問題，但對商代外服的命名途徑關注不多。早期國家官僚的職事與禮俗密切相關，商代外服職官仍保留著職事產生時與禮俗相關的原始特點。在近年甲骨文及殷禮研究取得較大進展的學術背景下，考察甲骨文及殷禮，探討商代外服的命名成為可能。綜合既往關于商代外服的研究成果，可以推考記載外服史跡的相關卜辭，并確認外服必須由商王任命，以及外服的命名可能與殷商禮俗有關的情況，如外服侯命名于射禮，外服田命名于田獵之禮，外服男命名于耤田禮，外服衛命名于守衛"堂"的禮俗，外服伯命名于族邦首領稱謂習俗。通過對商代外服命名的考察，分析從原始禮俗到國家職事以及官僚制度、諸侯制度的轉化，為研究早期國家起源、官僚制度以及管理等相關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對安陽殷墟劉家莊北地進行的發掘，清理出帶車轍的道路、房基、灰坑、灰溝、窖穴、水井、銅器窖藏坑、祭祀遺存、墓葬等大量商代遺跡，出土各類遺物數千件。此次發掘，為深入研究殷墟的都邑布局、族邑分布、商代洹水流域的地下水文和古氣候、晚商時期的祭祀禮儀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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