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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6年來，考古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學科體系逐漸完善，考古隊伍不斷擴大，專業素質顯著提高，理論方法豐富多樣，重要發現接連不斷，研究成果數不勝數，對流日益活躍。一系列的豐碩成果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認識，考古學正在迎來發展的黃金時代。紹興塔山甬鐘又被稱為"自鐘"、"自鐸"、"之乘晨鐘"。由于其銘文無論在文字釋讀方面，還是在標點斷句方面，都還存在著多種不同看法，所以有關該鐘器主名字的認定也是眾說紛紜：有的學者認為器主是"自"，有的學者認為器主是"之乘晨"，有的學者認為器主是"之乘辰"。在之前學者們研究的基礎之上，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兩方面工作：，對銘文中在判定器主方面具有關鍵作用的文字，重新進行了詳細地考訂釋讀；第二，對徐國銅器銘文中器主自述身世的方式進行了總結，歸納出兩種習慣模式，即"徐王/君(某某)之子/孫(某某)"和"某某，余某某之子/孫/甥"。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器主之名應為"之乘辰自"，當是與"足利次留"、"乍訊夫叴"、"斯于"一樣的"夷式名"。朝珠是清朝特有的一種佩飾，是清代服飾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結合清代典制和史料，以及故宮博物院所藏大量清代朝珠實物，對朝珠的形制、材質、制作、佩戴等方面進行梳理，并厘清既往研究中關于男女佩掛朝珠方式認識的一些錯誤。漢代是我國煤炭利用的個高峰期。河南漢代煤炭利用及開采技術趨于完備，燃用技術日臻成熟，實現了多領域、廣地域、規?；_采利用；煤炭成為商品，產供銷鏈形成，開采利用產業化發展，標志著古代煤炭業基本形成，煤炭利用進入新階段；這種狀況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歷史必然。就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洛陽及周邊地區燃煤遺址的集中程度、燃用的普遍程度為全國所僅見，代表了漢代的先進水平。但煤炭的利用并未改變"以柴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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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出土青銅器銘文研究》著錄一件現藏安徽博物院的甫以公盤，書中認為盤的時代為戰國，是甫國國君所作禮器。通過考察盤的器形和紋飾，并聯系和分析時代相近的銅盤，此盤的時代應改定為春秋晚期。通過對盤銘重新考釋，糾正誤釋的字。"虖丘"原誤釋作"甫以公"，應讀為"狐駘丘"，狐駘丘是周代山東小國。器主之名原釋作""，應是一從"尚"得聲之字。器名修飾語原徑直釋作"盥"，應隸定作""，讀為"浣"，"浣"、"盥"音近義通。器名""所從的"舟"旁可能由"盤"形初文訛變發展而來，也可以分析為"般/盤"省聲。此盤應是狐駘丘君尚所作之器，傳世的虖君鼎和虖丘尚匜也為同人所作。狐駘丘君盤對研究山東古國史有重要價值。袁世凱朋僚信函反映了清末這一世紀變革時期的社會狀況，特別是199年初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罷去一切職務，回籍養疴的三年期間的通信往來展示了袁世凱及其同僚在這一時期的蟄伏狀況。這組信函為研究清末歷史、袁世凱及其朋僚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1年6月，在河南省鞏義市一座漢代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金鳥飾"，造型別致精巧，鮮見于中原地區出土漢代文物。本文通過對文獻、漢代圖像及實物資料的對比分析，提出"金鳥飾"即金勝的觀點，同時對"勝"的其他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探尋早期夏文化，應從考古學文化研究入手。二里頭文化與河南龍山文化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考古學文化，后者未進入文明時代，不是夏文化。"新砦期"當屬二里頭一期文化偏早階段。將二里頭文化的發展、影響與夏王朝早期歷史結合起來看，二里頭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

日本奈良傳香寺藏南宋刊《法華經》卷首印畫，表現了《法華經》共十五品中3個有榜題的畫面[1]。以卷首畫的形式來表現諸多經變場面且畫的內容比較特殊，是以往印經畫中不多見的。這種經變畫可資比較的有相關的兩宋印經卷首畫、插畫和敦煌石窟壁畫、石刻。但此本與其他不同，兩宋其他印經卷首畫或插畫通常表現的是眾人圍繞佛說法的獨幅畫面，敦煌隋代以來至歸義軍時期流行的法華經變畫、麥積山石刻法華變各有不同的重點圖像。本文通過與同期或北宋時期以及敦煌壁畫的對比，解讀了南宋時期這種《法華經》印畫不同于其他繪畫形式的宣教重點和表達方式。國家博物館藏"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之印"，學者通稱為新枚"國印"。長期以來，關于此印的鐫鑄細則、印文確定、交付鐫鑄和啟用時間、鐫刻者等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依據國家博物館有關該印的文物檔案，以及檔案館的有關記載和其他相關歷史資料，結合本館對此文物的鑒定，回答了上述問題。

"單"字的本義是一種帶柄投石器，用于狩獵和戰斗，后來小型的不再重要，大型化的則發展為砲。漢代有一種半官半民的"單"組織，由城市居民組成，具有檢彈不法、組織兵役、互助等多種功能，是唐宋時期民團的前身?！对姟ご笱拧す珓ⅰ贰渡袝そ痣贰兑葜軙ご缶邸返任墨I表明周代已經存在類似的"單"組織；而城門外的本是空場和"單"的活動場所。商代都城的周圍設置有東、西、南、北四個單，它們能夠處置俘虜，可能已具有后來"單"組織治安防衛的職能。商代的"單"有更明顯的官方性質，其官長的稱號為"單"，他們所作的青銅器上署"單"的銘文。康熙對古代書家作品有著較為廣泛的學習取法。《石渠寶笈》中著錄了康熙臨摹二王以降包括智永、褚遂良、顏真卿、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祝允明等名家書跡169件，其中臨摹董其昌的作品Zui多，有63件。從這些作品的時間分布看，康熙從少年時代開始直到晚年，對古代書家作品的學習都不曾間斷?！妒汅拧泛汀杜逦凝S書畫譜》著錄了較多康熙對古代書跡的題跋。通過對這些題跋的梳理，我們能夠清晰地認識到，康熙推重晉人書法，以二王作為評價包括董其昌在內的書家水平高下的標準，宗王喜董成為康熙重要的書法觀念。同時，其在題跋中也表達了學書是為政余暇之事、書家當重人品修養的主張?？滴踝谕跸捕瓡ㄓ^念的形成，有書法發展時代背景和自身喜好的因素，也有因素。以高句麗墓室壁畫中的軺車圖像為研究對象，依其形制演變可推定藥水里壁畫墓的時代，進而對平壤及周邊地區墓主與四神圖像共存的高句麗壁畫墓的演變序列進行分析，將壁畫墓的時代定在5世紀后葉晚段至6世紀前葉早段。在此期間，高句麗的喪葬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革，其根本原因是受到了中原宗教建筑藝術與思想的影響。9年，南京市博物館等在南京市雨花臺區發掘一批墓葬，其中的M19和M2保存較好。M19為呂字形雙室穹隆頂磚墓，出土遺物有青瓷器、陶器、鐵器和錢幣等。M2為長方形單室疊澀頂磚墓，出土遺物有瓷器、陶器、鐵器及錢幣等。MM2的時代均為孫吳晚期，它們的發掘，為判斷孫吳晚期墓提供了重要的資料。11年，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河南省滑縣新區寺莊村的兩艘古船進行了發掘。兩艘船均為方首，方尾，平底，兩端上翹，船底與舷板皆為單層木結構，船底為縱向單板平鋪。船內出土有鐵器、瓷器、陶器、石器和錢幣等。據船的形制、造船工藝和出土遺物等，初步認定船的制造時代為北宋。文中通過對河南淅川和尚嶺春秋墓葬所出青銅祖槷銘文的釋讀，考證此類器物的性質實為古人致日測影之槷表，并正其名曰"祖槷"，糾正了學術界以往普遍將之視為鎮墓獸座的錯誤觀點。同時，在研究先秦時期的致日制度及相關器物的基礎上，闡述了以器喻德的獨特觀念，建立了自新石器時代至秦漢時期圭表測影的固有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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