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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魏時期鞏縣窯已經開始燒制白瓷，這是白瓷燒制的萌芽時期。隋至初唐，鞏縣窯的白瓷進入成熟期，大量白瓷制品是供大眾日常生活用的較粗放產品，其中一些精細的白瓷被作為外貿和宮廷貢品。鞏縣窯燒制的白瓷，也和其他陶瓷品種一樣，有一個由粗到精，產生與發展的過程。7年，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區發現了我國唐至五代時期名門望族范陽盧氏一支的家族墓地。墓地共出土墓志兩方，一方為盧真啟墓志，一方為其子盧價墓志。其中盧價墓志已發表，而盧真啟墓志史料價值也頗高，為了解和研究唐至五代時期盧氏家族的歷史，增添了新的實物資料。新疆若羌瓦石峽古城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緣，是絲綢之路上的一處重要遺址。本文從遺址出土冶金遺物的檢驗分析入手，結合古代礦冶遺址的調查與研究，探討了瓦石峽遺址的古代冶金技術。文章報告了遺址出土的爐渣、坩堝等冶金遺物的科學分析結果，并討論了其冶煉工藝，認為此處采用過木炭進行生鐵冶煉與炒鐵聯用的冶煉工藝。對瓦石峽遺址出土的冶金遺物進行科學研究，對于認識其冶金技術水平和中西技術交流有著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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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成化斗彩自問世以來，備受陶瓷界關注。它源于宣德青花五彩，成為特有的彩瓷品種，并獲得卓越的藝術成就。本試驗借助顯微激光Raman光譜技術，以成化斗彩瓷片為樣品，主要對釉上彩進行科學分析，為深入研究成化斗彩特征提供可借鑒的素材。班井東漢四號墓有較大面積的封土和地面建筑，出土文物多樣，為研究東漢晚期至魏晉時期徐州地區的葬制、葬俗及物質文化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墓內磨平的畫像石為研究畫像石的再利用提供了新的資料。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陸柬之書《文賦》，據帖中錯字、別字、漏字以及避諱字情況，筆者推測其并非陸柬之所作，其時代當在元初至1298年之前。

金石學發祥于宋真宗朝的開封，宋仁宗以來，主要金石學著作奠定或誕生于開封，宋徽宗朝金石學進入黃金發展時期，開封進一步成為鐘鼎彝器收藏中心和官方金石學研究的中心。北宋一朝總結性的金石學成果《宣和殿博古圖》由朝廷完成，不但是研究在開封的藏品，在開封編著，主編也是開封人。金石學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還是實物收藏方面，都在北宋后期的開封完全確立。奇和洞遺址于29~211年經考古發掘。該遺址的史前文化堆積分三期，其年代分別為距今約17~13年、12~1年、1~7年。出土遺物有人顱骨、石器、陶器等。奇和洞遺址的發掘填補了福建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的空白，并為完善該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資料。金冊是明代分封制度的重要憑證，是受冊封人的身份象征。本文通過對有關金冊文獻的梳理，并結合出土實物，對金冊造辦、使用及存放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明朝統治者依據宗室身份等級不同，冊封時分別授予金冊和銀冊。金冊由內府銀作局造辦，翰林院撰文，中書科書寫。用金初由銀作局向內承運庫支取，后由戶部收買。諸王冊封以授予冊寶為核心，制定了一套隆重的儀式。初封諸王的冊封儀式在京師舉行，襲封諸王的儀式由朝廷派遣使臣至各藩府舉行。冊封時間嘉靖三十二年之前無定制，之后大多安排在四月。冊封儀式結束后，金冊即存留于王府。金冊用于隨葬，僅見于明代早期，應屬個案。金冊尺寸有嚴格的規制，明初已定長"一尺二寸"之制，并為以后歷朝所遵守，可作為出土封冊實物定名的標準。

本文對河南博物院藏漢代時期的封泥、印章加以略考，概述了它們的特點，并討論了印章涉及的古代官職制度、歷史地理等。中原文化的西播，經歷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具有深厚的累積。古代吐魯番等地雖為多民族共處，但是漢文化起著主導地位，在喪葬習俗得到了充分體現。吐魯番文獻多次提到眼龍、金銀眼龍，對照實物，知道它是一種金屬眼罩。它用金屬皮鉆孔，透過微孔觀察外面世界，并以布帛包邊，系布帶掛固定在眼睛位置，或者縫在面衣上。銅眼籠制作精細，鉛眼龍粗糙簡陋，前者為實用器，后者為明器。關于眼龍的來源，前蘇聯Е·И·魯伯-列斯尼契科認為是出于亞細亞的傳統，學術界基本認可這種說法。我認為漢民為應付西北寒冷、干熱、風沙的氣候，受多孔甑箅啟發，發明了金屬眼籠。這點可以從古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甑箅得到證實。研究復雜文化背景的遺存，需要充分挖掘各種因素，才能得到、客觀的結論。南京城南顏料坊工地近年出土的六朝墨書瓷器總計92件。迄今為止，在六朝建康城遺址考古發掘中，出土墨書瓷器數量Zui多、Zui為重要的地點，可以推考為六朝時期秦淮河岸四航之一的竹格航。根據層位關系以及器物的造型、裝飾特點等，這批墨書瓷器分屬孫吳西晉、東晉、南朝三個時期。其器類僅見缽、盞、盤，墨書Zui少者只有1字，Zui多達4余字，一般書寫于外底露胎處。其字跡大多清晰可辨，所見書體不一，反映了當時都城普通民眾書法之面貌。墨書內容大體可分6類：姓名類、器名類、器物用途類、吉語類、符號類、記事類，其中以標明器物所屬關系占大宗，目的是為了將容易混淆的個人生活用品區分開來，從而達到衛生的要求。墨書中的"塸(區)"乃六朝時期缽類器之本名，"共食""眾食"則與佛教齋儀有關。六朝墨書瓷器或受漢代墨書陶器及漆器上的物主標記影響，與宋元以降的同類器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根據目前的材料，還難以得出六朝墨書瓷器曾經直接影響日本的結論。1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陽邙山東漢陵區內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狀為方形，封緘方式為方槽式檢，背面有三道繩痕嵌入泥中，正面陽文篆書"原陵監丞"。通過與已發現的其它東漢時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較，明確了該封泥的時代。"原陵"作為東漢的座陵園，目前具體位置并未確定；"監丞"為東漢陵園食官"食監"的副職，主要負責祭祀，因此，"原陵監丞"封泥的發現，對東漢帝陵的方位及陵園職官的研究有積極意義。本文還通過已發現的有關兩漢時期的封泥、印章，結合文獻記載，對漢代陵園職官的具體構成和分工進行了梳理。西漢時期，陵園周邊具體的管理機構有陵廟、寢園、陵園，陵廟、寢園有令、丞、郎；陵園除令、丞、郎外，還有校長；食官有令(長)、丞。東漢時期，陵寢制度進行了一些改革，機構減省，不設陵廟、寢園，陵園兼有原來寢園的職能，陵園職官有令、丞及校長，食官有食監、監丞。傳統觀點將"鈞益"釋讀為平均分割黃金的量值，現有學者對此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是誤釋。本文認為傳統觀點沒有錯，釋讀為鈞益是正確的，戰國衡制的演變與古代音律有密切關系，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黃金貨幣的衡量單位是一種鎰、斤并用的復合制度。本文考察了楚簡中一類從"付"之字的省形寫法，提出包山楚簡147號簡的" "可讀為"釜"或"鬴"。上博七《凡物流形》7號簡的" "字可考慮讀為"腐"、"祔"和"附"，并對這三種釋讀分別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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