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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安陽縣西高穴村清理了一座東漢末年大型磚室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為多室磚室墓，由墓道、磚砌護墻、墓門、封門墻、甬道、墓室和側室等部分組成。根據墓葬形制及規格、出土遺物、墓主人性別及年齡、墓葬所處位置，并結合有關文獻記載，該墓應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古代玻璃器的名稱十分復雜，這些名稱的來源和使用給學術界帶來了一定的困擾。此文以唐代"琉璃"和"玻璃"的關系為切入點，梳理了玻璃在古代不同時期名稱和內涵的變化，探討了"玻璃"與"琉璃"、"琉璃"與"琉璃釉陶器"的關系，以期對古代玻璃的名稱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俗螤柺弑诋嬛械亩棿篌w包括玦、耳珰、耳環及耳墜。玦又分為素面、陰刻環紋及配寶珠三種類型。耳珰可分為圓柱形和圓環形兩種類型。耳環表面有的為素面，有的刻環形紋或花瓣，有的鑲嵌兩排寶珠。耳墜則分為掛穗形、尖錐形、桃心形和寶珠形四種。其中，素面耳環和寶珠形耳墜一直流行。在古代龜茲，只有王公貴族佩戴耳飾，而且地位越高佩戴的耳飾越復雜，說明佩戴耳飾是身份和等級的象征。尖錐形的耳墜僅有女性佩戴，說明不同的性別在佩戴耳飾的種類上有一定的差別。龜茲地區民眾在耳飾的佩戴上表現出強烈的選擇性和一定的創造性，他們沒有佩戴玦和耳珰，顯示了與古代新疆地區耳飾傳統的一致性。與此同時，在耳環樣式的選擇上，又選取了源自印度和中亞的樣式。至于耳墜，則是在借鑒印度中亞耳珰的基礎上，經過改造而形成了具有本地審美取向和社會風尚的類型。本文通過比較分析業已公布的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期間日記的不同版本，探討了蔣介石日記的史料價值?；居^點是：蔣介石早期的日記比較坦率，但中山艦事件以后，開始考慮用日記維護自己的形象，從而對日記不斷進行修改；從史料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有意的史料"，史家在使用時必須注意不被誤導。3年，國家博物館組建后，整合了原歷史博物館和博物館的學術力量，積極推動開展學術研究工作，擴大了學術研究的領域和學科之間的聯系，成果豐碩。主要表現在：建立學術委員會，加強學術科研工作的規劃管理；積極申報科研課題，以課題制帶動學術研究在不同層面上的發展；加強藏品研究，促進館藏轉化為獨特而重要的展覽資源；繁榮學術研究，通過學術研討提升展覽的學術層次；加強人才培養和學術團隊建設，保證學術研究持續發展后繼有人；推動學術交流，促進學術研究成果向社會普及；加強學術成果的出版，精心維護和塑造良好的學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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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山東安丘名士張貞所形成的"安丘印派"，成就斐然，傳承有緒，有獨到的理論體系，在篆刻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張貞引導和帶動了山東篆刻的發展，其后人克紹箕裘，使"安丘印派"的影響力突破齊魯地域，進而輻射全國，在主流印壇也具有一席之地。本文就張氏印學及其傳承問題展開探討，揭示"安丘印派"在齊魯印學融入主流印風中所起的作用。根據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太一九宮式盤的銘文，結合《靈樞·九宮八風》中涉及"太一占"和"五宮占"的記載，可復原圓盤刻度的制作過程。判斷太一九宮式盤使用方法正確與否，關鍵要在各種占測過程中得到合理驗證。式盤銘文中的"百姓"可能指"百官"；"吏"既體現出后土"犁"這一宗教傳統，也兼喻"黎民"。7年，在河南洛陽市漢魏故城北魏宮城閶闔門遺址附近發掘了三座戰國早、中期的墓葬。這三座墓東西并列，有可能屬于同一家族墓。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式，葬具皆為一槨一棺。隨葬品多為陶器，還有少量銅、石器、蚌器。這批墓葬的發掘，對于了解漢魏故城所在區域東周時期的城市變遷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浙江省安吉縣良朋鎮上馬山墓群中的第49號墩進行了發掘。第49號墩為長圓形，墩內有6座墓葬，均為土坑豎穴木槨墓，隨葬品有陶器、銅器、鐵器、玉器、石器和料器等。推斷墓葬的時代為西漢中期和晚期，從墓葬布局推斷墓主之間關系密切，結合文獻記載推斷第49號墩應為家族墓地?？脊刨Y料顯示出"峽江地區"豐富的古文化面貌，特別是東周時期巴、楚文化因素的交互影響十分突出。將峽江地區的楚文化遺存與文獻資料相結合，可以較深入地探討東周時期的巴楚關系。新的資料顯示，楚人在戰國中期已到達云陽、忠縣等地。巴楚關系的變化，是由目的和經濟利益決定的。

篋和笥均是古代竹制盛放物品的。本文運用考古發掘資料和傳世文獻相互對照，對篋和笥作為先秦兩漢時期簡帛書籍盛具的功用作了考實，進一步探究簡帛書籍的收納方式。南寧及其附近地區是廣西史前文化中地方特點非常明顯的一個區域，貝丘、大石鏟、巖洞葬三種文化是該區域史前文化Zui主要的類型。本文通過對這三種文化的對比研究，認為它們同屬于一個文化系統，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并為駱越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對安陽殷墟劉家莊北地進行的發掘，清理出帶車轍的道路、房基、灰坑、灰溝、窖穴、水井、銅器窖藏坑、祭祀遺存、墓葬等大量商代遺跡，出土各類遺物數千件。此次發掘，為深入研究殷墟的都邑布局、族邑分布、商代洹水流域的地下水文和古氣候、晚商時期的祭祀禮儀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本文對夏王朝年代做了依三代以后王朝積年世數的另類推測，得出由啟建立的夏王朝應始于公元前2世紀中葉，并結合考古資料對相關夏代都城及夏文化問題做了探討，認為：登封王城崗古城為禹都陽城，禹州瓦店遺址可能是禹、啟所居，新砦古城為夏啟至少康時的早期夏都，二里頭遺址為帝槐以后的夏代中晚期都城；夏文化應是一個將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的概念，指夏代在其王朝統轄地域內夏族或以夏族為主體的人群創造的文化，"新砦期"遺存是形成期夏文化，二里頭文化是成熟期夏文化。歷代刻帖費時費力，而在明代私人叢帖中開風氣之先的《停云館帖》，卻并列了三個版本的《黃庭經》，一個是作為對王氏法書的收錄，一個是作為文氏自家書法成就的體現，Zui引人矚目的是其中還包括了一個《黃庭經》殘本。這不僅體現了文氏父子對于書法傳統的鉆研與繼承、對金石趣味的體會與開拓，以及對人生幻滅的獨特見解，同時也反映了他們融入并明代中后期藝術潮流的一條獨特途徑，這是文家父子絕不亞于其繪畫成就的文化貢獻。對這個案例的探討，有助于將文氏父子三人的藝術行為加以整合，通過金石學的橋梁使文氏父子不再隔離于近乎分別書寫的書畫與篆刻領域，進而對明代藝術史產生新的認識。近年來，關于明代經典藝術史與視覺文化研究兩大研究路徑的分歧與前景曾引起過一些爭論，而本文的論題剛好連接著這兩個學術取向，一方面法帖自然屬于典型的精英藝術，另一方面對于殘本的興趣卻將傳統藝術史的視野帶向了更寬廣的領域。本文在借鑒前輩學者利用碑刻材料研究早期禪宗史的基礎上，對有關禪宗傳燈體系的唐代碑刻材料進行爬梳分析，初步認為唐代碑刻中對禪宗傳燈體系記載的繁簡，與碑刻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禪宗發展的大背景有關，立碑者的立場和撰文目的對傳燈體系的正脈記載也是有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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