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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周藩潁川恭順王睦棌墓志銘記睦棌受冊襲封為郡王的時間與《明實錄》記載同，而與《明史》記載異。不是《明史》記載有誤，而是依據當時的制度，墓志銘所記是受冊時間，《明史》所載是正式襲封爵位的時間。睦棌正配周氏的官職是其女為郡王妃之后授的虛職。睦棌葬禮嚴格遵守嘉靖年間郡王的葬儀。其葬地大梁城東邊村，自唐即已作為一個聚落存在，村莊屢有興廢變遷，但是大致范圍應在今開封市東郊邊村。

武昌起義前夕，湖北新軍內部已經出現明顯的分化現象，嚴重影響了軍政上下統一和將士團結協作。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新軍內部官長矛盾、管理廢弛是根本原因，黨人對新軍的不斷滲透是重要原因。但這并未引起清和湖廣總督瑞澂的足夠重視，因而沒有及時整頓，防患于未然。本來鄂省軍政已面臨嚴峻的形勢，但總督瑞澂不僅不能未雨綢繆、因勢利導，反而采取強勢高壓措施，直接導致新軍順勢走向反面，公開對抗。正是湖北新軍內部的異動，成為導致武昌起義爆發的重要緣由；湖北新軍的響應和倒戈，是武昌起義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6年河北省南宮市后底閣村遺址出土佛教造像283件，其中兩件是以韓善行為首的士兵在龍朔三年(663年)和調露元年(679年)出征前造像。造像記中"見親之日不期"，體現這些士兵平時與家人生活在一起，因戰爭才被臨時征召隨軍。造像記中有"諸行人等沐浴洗心，終身皈敬"之語，"行人"是這些士兵的自稱，他們都屬于行軍，可能都是兵募。唐滅百濟后，百濟復國勢力不甘失敗，龍朔三年九月唐軍在白江口之戰中擊敗百濟、日本聯軍，韓善行等5人同年六月出征，他們應該參加了的白江口之戰。唐羅戰爭之后雙方再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但從調露元年韓善行等人東征題記可以看出，雙方劍拔弩張的形勢仍然存在。前后兩件造像記士兵勛官的對比，反映出兵募的變化。

本文依據古文字資料初步探討了早期伊洛、南陽間的交通地理問題，發現無論是戰爭行軍、國族遷徙還是其他形式的地理交流，伊洛、南陽間多循北起伊洛地區東部而南至方城關的道路。這一交通要道在維護早期中原王朝和南方的關系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分析梳理典籍文獻對曹操高陵記載的基礎上，通過實地考察和結合曹操墓考古發現等相關的研究，認為北齊《龍驤將軍杜達墓志銘》和北齊《王敬妃墓志》記載的"高陵"應指曹操高陵，而晉卿大夫趙盾葬所"九原"一語，更加佐證了"高陵崇栢"為曹操墓高陵，絕不會是指他人陵墓，更非安陽縣西北的野馬崗。同時，還對北齊《元世哲墓志銘》與曹操墓"西陵"的關系進行了探究。并就唐代《鄴郡鄴縣故人柏君(道)墓志銘并序》記載的曹操墓等問題進行了進一步分析和實地考證。北齊墓志填補了曹操高陵方位在北朝沒有記載的歷史空白，為曹操高陵的真實性提供了新的佐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冥婚源于殉葬，出現時間當為春秋末期，隨時代不同而稱法各異，經考證，在唐太宗貞觀至唐高宗顯慶年間，才有了"冥婚"這種稱呼，并延續至今。作為一種民俗，冥婚從起源就受到儒家的批判，但因其與人情有相契合之處，在后世雖然屢屢受到正統思想的反對，但卻不能被湮滅。從魏晉直到唐代，冥婚流行于上層社會；宋元兩代，風俗大變，火葬盛行，冥婚一度消歇。直到明清之后，才又死灰復燃。隨研究視角的不同，冥婚或被視為兇禮，或被視為嘉禮；冥婚研究中尚存在一些問題。公簋及其銘文的發現，對厘清晉國早期歷的諸多問題，比如叔虞封唐后的爵稱、燮父所改"晉"的由來、叔虞封唐及燮父"侯于晉"的地望、"唐伯侯于晉"之"唯王廿又八祀"為何王紀年、 公家族與晉國的關系等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