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館收藏的"新建養病院碑"記錄了近代天津西式機構—"總督"(俗稱馬大夫)的建設過程。作為重要的物證和史料，該碑雖然簡單記載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根濟在天津行醫和參與建立"總督"的事跡，但是碑文主要內容卻是歌頌李鴻章在建設過程中的作用。馬根濟與該院關系到底如何?本文將結合天津博物館藏有關文物和文獻資料，探究以馬根濟為代表的倫敦會醫學傳教士是如何通過影響李鴻章等社會上層人物，促進天津西式機構建設的起步和不斷發展的。娘娘寨遺址位于滎陽市豫龍鎮寨楊村西北。5年4月至21年1月，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建設，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面積15余平方米，發現一批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水井、灰坑等遺跡，同時出土一批陶、石、骨器等。這次發掘為夏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資料，也將對探討該遺址與滎陽姑二里頭文化城址的關系有所幫助。鄭州市華夏文化藝術博物館所藏會昌元年石刻《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為目前我們所發現石刻墓志文物上年代Zui早的。與其他石窟、摩崖石刻《心經》相比，也是內容Zui完整，文字Zui準確，字跡Zui清晰的一部石刻《心經》。古代玻璃器的名稱十分復雜，這些名稱的來源和使用給學術界帶來了一定的困擾。此文以唐代"琉璃"和"玻璃"的關系為切入點，梳理了玻璃在古代不同時期名稱和內涵的變化，探討了"玻璃"與"琉璃"、"琉璃"與"琉璃釉陶器"的關系，以期對古代玻璃的名稱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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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焦 戈為春秋中晚期銅戈，戈銘1字"趙氏孫焦 ，乍造戈三百"。"趙氏孫"，應該就是春秋中晚期晉國趙氏家族的某位后裔，"焦 "為其名。"乍造戈"，乍、造同義連文，制造的意思。"三百"表示戈的數量。戈銘焦、造字寫法特殊，百字為目前見較早寫作全形的例子。該戈對于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字，春秋時期趙氏、戰國時期趙國的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對河南地區北宋時期壁畫墓的形制、表現形式、內容作了研究。在此基礎上，對河南地區所發現的壁畫按照當時的行政區域進行劃分，并探討各地的區域特征。認為登封，洛陽，林州這三個地區Zui具代表性，其中以登封地區的Zui具典型性。而其他地域的壁畫則具有兼具吸收或混合存在的特點。但是隨著靖康之變的發生，登封地區類型的壁畫發展也隨之戛然而止，而林州地區類型的壁畫則在金墓中得到了繼承。北京是遼代墓葬發現的主要區域，出土了很多重要的遼代漢人墓志，對于了解和研究遼南京(或稱燕京)地區的社會文化、風俗，以及補充和辨析遼朝歷史均具有重要價值。7年，北京密云大唐莊出土了一合遼代墓志，志文共計約15字，文字大體清晰可辨。本文以該墓志的內容為考察對象，結合史料記載和相關遼代墓志，對墓主人張晉卿的姓氏、生平事跡、仕宦履歷、官職遷轉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考證，并對其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制度，如清寧五年科舉、承天太后南伐、遼道宗崇佛等問題加以考證。北京市密云縣大致相當于遼代的檀州，控山帶河，地理位置重要；守關扼隘，軍事意義重大；而密云縣發現的遼代墓志非常有限。因此，該墓志對于認識遼代密云地區的社會歷史也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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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身葬是殷商墓葬中一種正常的埋葬方式，但在西周時期卻急劇減少，且分布地域較為集中，墓主身份亦較低。這種變化狀況與商周文化的差異有關，應是王朝更替之后所導致的文化變遷的反映。從西周俯身葬的情況來看，殷遺民入周后在、經濟和宗教觀念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沖擊，他們在逐漸放棄一些固有的禮俗。康百萬莊園位于河南省鞏義市康店鎮，是知名的封建地主莊園，富含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建筑風格獨特。第二野戰軍女子大學(簡稱女大)總校曾選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莊園不遠，分別駐鞏義縣城、鞏義孝義鎮、新鄭市趙家寨、偃師縣城。世紀初，洛陽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羅憾墓志，為唐代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重要資料。然而，阿羅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學界尚未形成統一意見。據中亞考古新發現，我們認為，顯慶三年五月左驍衛長史王玄策率使團出訪吐火羅國，以王玄策為大使，以王名遠和董寄生為"置州縣使"。他們取道沙漠之路，途經七河流域粟特城邦、興都庫什山北麓吐火羅國，然后從小勃律進入吐蕃國。不過，阿羅憾在中亞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認為的王名遠在"吐火羅國"所立唐碑。有學者將此碑與趙明誠《金石錄》所記唐高宗撰《唐紀功碑》相聯系，亦不足為信。顯慶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詔令在西突厥本土設置昆陵都護府和濛池都護府，但遲至顯慶四年三月，昆陵都護阿史那彌射在雙河(今哈薩克斯坦南境)誅殺真珠葉護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弩失畢部落設置濛池都護府。阿羅憾或為七河流域景教區大主教，故顯慶三年光祿卿盧承慶將他召回長安，翌年隨盧承慶前往碎葉川設置濛池都護府。顯慶四年盧承慶在碎葉城(今阿克貝希姆古城)設碎葉州，以當地粟特人安車鼻施為碎葉州刺史，后來碎葉州升格為安西四鎮之一。濛池都護府與碎葉州(后來的碎葉鎮)不在同一治所。濛池都護府治所在碎葉城東南8公里裴羅將軍城，今稱"布拉納古城"。近年該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額，當即阿羅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羅憾立碑地點之"拂菻"，以及裴羅將軍城今名Burana(布拉納)，皆源于粟特語城名βwr’n’。據墓志記載，阿羅憾在裴羅將軍城封疆立碑當為唐高宗御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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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北京畫院藏《三陽開泰圖》為中心，搜集古代繪畫作品中具有騎羊童子圖像的畫作18幅，通過對"三陽開泰"與"九陽消寒"寓意物化為宮廷圖像傳達方式的分析，結合11幅騎羊童子畫像進行比對，試圖厘清冬至與立春不同節令所繪圖像的具體意涵，繼而將畫作中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圖像標志或器物特征、服飾紋樣等納入歷史發展范疇，確定此類畫作的繪制時間。其中結合元明雜劇文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的相關信息，力圖更加明晰騎羊童子形象的來源應當與宮廷戲曲相關。通過上述研究，初步推斷北京畫院藏《三陽開泰圖》的繪制時段為清代末年。文章結尾將"三陽開泰"圖像研究與文本分析延伸至時期，以突出古代歷史畫作中"三陽"與"九陽"的特殊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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