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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組玉佩是在禮制規范下，按一定規律穿系而成的大型玉佩飾。根據其組合方式分為多璜式、玉牌式和環佩組合式三種。其中多璜式組玉佩主要出土于姬姓諸侯及夫人墓葬中，玉牌式組玉佩專屬諸侯夫人佩戴，主要起裝飾作用。春秋戰國之交，隨著周禮衰落和服飾制度的改革，組玉佩在形制和佩戴方式等方面表現出靈活性和統一性，并成為秦漢時期流行的佩玉形式。公簋及其銘文的發現，對厘清晉國早期歷的諸多問題，比如叔虞封唐后的爵稱、燮父所改"晉"的由來、叔虞封唐及燮父"侯于晉"的地望、"唐伯侯于晉"之"唯王廿又八祀"為何王紀年、 公家族與晉國的關系等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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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的《景公瘧》記述的是晏子勸諫齊景公的故事，內容見于《晏子春秋》、《左傳》等傳世文獻，現存竹簡缺失下部多于1/4的部分。本文通過對竹簡本與傳世本的對比、竹簡缺文的試補，證明整理者對竹簡形制的推測是可信的。在此基礎上對竹簡進行了新的編聯，并對簡文個別難以理解的語句進行了疏釋。同時發現，在比照傳世本對竹簡本進行復原的過程中，由于不同版本中關鍵語句出現的順序不同，導致編聯參照物的模糊，從而造成了編聯的難度。具鈕鏡與帶柄鏡分屬古鏡東、西兩大系統，分別以和西亞、中亞、地中海地區為代表，兩者各有淵源，使用方式亦不同。甘肅敦煌文獻所見"鎶鑑"專指唐代經由貿易傳入我國境內的西方系帶柄鏡。考古資料證明Zui遲在盛唐時期，中原上層社會已經開始使用鎶鑑。通過寫本文獻中借貸契約文書的記載，亦可以了解鎶鑑在敦煌地區的時價，作為日常用品，其價格適中。鎶鑑特殊的樣式啟發了工匠對其進行，以宋代湖州鏡為代表，出的帶柄鏡在鑄造工藝、紋飾風格上與傳統具鈕鏡別無二致，成為傳統東方具鈕鏡系的補充形式，不但豐富了傳統銅鏡的樣式和種類，對鄰國銅鏡的鑄造也有深刻影響。自平安時代開始，宋式湖州鏡便大量輸入日本，包括帶柄銅鏡在內的各式銅鏡被認同和沿襲，對日本和鏡的鑄造影響深遠。本文考證了徐州博物館藏的幽冥鐘與《重修幽冥鐘碑記》。作者認為，幽冥鐘所刻銘文蘊含了清代社會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諸多信息；而《重修幽冥鐘碑記》則闡述了幽冥鐘所處地理位置的變化及其與當時徐州法場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揭示了佛教文化中地藏信仰的涵義。此兩件文物為了解和研究清代徐州社會狀況提供了較為重要的資料。

本文對鄭州圖書館館藏幾部珍貴古籍進行介紹，并就這些古籍所涉及到的相關問題進行簡要說明。數字博物館就是以目前各個傳統博物館的數字化的成果為基礎，構成的一個能夠信息共享的網上博物館。作者主要針對數字博物館上的信息如何進行有效組織，提出引入本體概念的思路，供從事數字博物館研究者討論，也為下一步制定數字博物館的信息規范做一個前期準備。明藩王墓出土金銀首飾是一個至今未經深入探討的專題，它不僅是明代工藝美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討論明代藝術及其與戲曲之關系時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寧獻王朱權與周憲王朱有燉一南一北構筑的詩酒風流，可以說為明代藩王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定下了基調，且影響差不多從明代前期一直貫穿到明末，而周憲王的雜劇創作影響尤巨，這也是明藩王墓出土金銀首飾造型與紋飾設計的文化背景之一。本文以近年經眼的相關實物為研究對象，選擇有代表性的若干實例，考訂其造型、紋飾以及當日可能的設計構思，然后為之命名，在定名過程中完成紋樣的歷史敘述。

這座墓葬是洛陽地區近些年來發現的為數不多的沒有被盜的有唐三彩器出土的墓葬，它的發現不僅豐富了洛陽地區所發掘出土唐三彩墓葬的實物資料，而且在墓葬的形制和埋葬習俗等方面也提供了非常難得的實物資料。根據文獻記載，荒帷是周代貴族墓中用作棺飾的一種絲織品。然而，因難以保存，一直缺少考古發掘的實物證據。4年在西周倗國墓地發掘時，發現了板結在土層表面的荒帷印痕，為了解古代荒帷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我們采用顯微觀察測量、掃描電鏡(SEM-EDS)、X射線衍射(XRD)、拉曼光譜以及淀粉粒剛果紅染色法等方法和技術，對荒帷印痕和土樣進行了系統的測試和分析。結果表明，荒帷為平紋組織，經緯密度大約為38×24根/平方厘米。所用紅色顏料為朱砂(HgS)，黃色顏料推測為黃赭石。石染法所使用的膠結物應為淀粉類黏合劑，說明漢代鄭玄對《考工記》中"鐘氏染羽"的解釋確有所指。紡織品殘留印痕的科技分析可以獲取豐富的潛信息，在今后的研究中應給予足夠的重視。隨葬較多的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女性墓葬M2，當屬于商遺民性質的燕國墓葬，墓主人可能為燕國女將軍。其中隨葬的少量北方系可能是其與北方民族打仗時繳獲，并不能作為其為狄人女首領的證據。康百萬莊園位于河南省鞏義市康店鎮，是知名的封建地主莊園，富含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建筑風格獨特。第二野戰軍女子大學(簡稱女大)總校曾選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莊園不遠，分別駐鞏義縣城、鞏義孝義鎮、新鄭市趙家寨、偃師縣城。世紀初，洛陽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羅憾墓志，為唐代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重要資料。然而，阿羅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學界尚未形成統一意見。據中亞考古新發現，我們認為，顯慶三年五月左驍衛長史王玄策率使團出訪吐火羅國，以王玄策為大使，以王名遠和董寄生為"置州縣使"。他們取道沙漠之路，途經七河流域粟特城邦、興都庫什山北麓吐火羅國，然后從小勃律進入吐蕃國。不過，阿羅憾在中亞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認為的王名遠在"吐火羅國"所立唐碑。有學者將此碑與趙明誠《金石錄》所記唐高宗撰《唐紀功碑》相聯系，亦不足為信。顯慶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詔令在西突厥本土設置昆陵都護府和濛池都護府，但遲至顯慶四年三月，昆陵都護阿史那彌射在雙河(今哈薩克斯坦南境)誅殺真珠葉護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弩失畢部落設置濛池都護府。阿羅憾或為七河流域景教區大主教，故顯慶三年光祿卿盧承慶將他召回長安，翌年隨盧承慶前往碎葉川設置濛池都護府。顯慶四年盧承慶在碎葉城(今阿克貝希姆古城)設碎葉州，以當地粟特人安車鼻施為碎葉州刺史，后來碎葉州升格為安西四鎮之一。濛池都護府與碎葉州(后來的碎葉鎮)不在同一治所。濛池都護府治所在碎葉城東南8公里裴羅將軍城，今稱"布拉納古城"。近年該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額，當即阿羅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羅憾立碑地點之"拂菻"，以及裴羅將軍城今名Burana(布拉納)，皆源于粟特語城名βwr’n’。據墓志記載，阿羅憾在裴羅將軍城封疆立碑當為唐高宗御碑。甘肅發現的北魏至隋代千秋圖像作為中原句芒、千秋向唐代敦煌壁畫迦陵頻伽圖像轉變的中介，更多源自它們在死后世界想象中的角色功能，而非僅為人首鳥身的組合形式。迦陵頻伽是作為佛教西方凈土思想的組成因素出現在敦煌壁畫中的，古代佛教藝術中的迦陵頻伽Zui早應為出現于唐初的"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是印度緊那羅形象、印度迦陵頻伽文本、敦煌唐代佛教畫工、唐代凈土信仰、中原先唐人首鳥身形象等多種因素碰撞的結果。"敦煌風格"迦陵頻伽的共同點體現在華美頭冠、伸展雙翼、修長卷尾、站立姿勢、樂舞角色、凈土場景等方面；有些迦陵頻伽在雙手合十姿勢、獻鳥獻物角色、邊飾紋樣功能等方面有所突破。"敦煌風格"迦陵頻伽在盛唐以后東進中原，出現在中原佛寺塔基地宮、佛教金棺銀槨、皇室貴族墓葬等藝術載體中。74年4月，河南省洛陽市郊區李樓公社五郎廟村七隊村民上交一批古代鎏金銅造像，據稱是農民在取土時發現，估計是一處窖藏。這批鎏金銅造像除較殘者外，基本完整者11余尊，從特征上看均為唐代之物。造像種類有佛、菩薩及天王，其中菩薩造像占絕大多數。佛像有立姿、坐姿和樹狀化佛三種。造像作樹狀，樹冠分作五枝化佛和七枝化佛，每個化佛頭頂部有一尖頂狀飾物。菩薩像形態較多，有立姿和坐姿，左手舉柳枝和右手舉柳枝之分，背光形式為蓮瓣形，但又有實心、空心以及周緣有突結等變化。天王像僅一件。洛陽唐代銅造像以往在墓葬或遺址中有零星發現，但一次發現鎏金銅造像數量達百余尊，在洛陽還是次，在全國范圍內也是極少見的。無論是佛像還是菩薩、天王，均與洛陽所見唐代造像風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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