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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所藏并展出的熹平石經兩件殘石為亡佚已久的《樂經》，通過此兩塊殘碑證明《樂經》確實存在，且至少在秦火以后的東漢，《樂經》亦曾經以儒家經書的形式立于洛陽太學門外，本文認為《樂經》的真正亡佚時間應該晚于漢獻帝初平元年之董卓焚燒洛陽宮室之劫。本文在討論廣西平南六陳鎮漢代冶鐵遺址群"碗式"煉爐的爐形、性質、冶鐵生成物及冶煉技術特點的基礎上，提出廣西的"碗式"煉爐的起源與世界其他地區"碗式"煉爐的起源途徑相同，是西亞地區"碗式"煉爐對外擴散的結果，其傳播線路是沿印度洋經由西亞、南亞、東南亞傳入。12年，阿敦喬魯遺址發掘了3座大型建筑遺跡和9座石板墓。出土了陶器、石器、銅器以及包金銅耳環、石人等遺物。遺址與墓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間，屬于青銅時代早期。這批材料對揭示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面貌、探索新疆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及與亞歐草原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線索。聞尊是一件新見西周銅器，目前對其銘文的釋讀尚未完善，尤其是其中"朕采田外臣仆"一處，為整篇銘文中的一個重點，在釋文、斷句及釋譯等諸多方面，尚需做進一步探討。這一處應該獨立成句，無需點斷，意思是"監管(那些居住在)我的食采田外圍的臣仆"。其中的"外"與其前的"田"構成一個方位短語，而非與其后的"臣仆"構成一個偏正短語；""作動詞，意思是"監管"；"田"是食采的具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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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河溝灌大梁"是古代軍事的水攻戰例，也是開封城市生命個周期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事件，對開封城市發展影響深遠。此次水攻，文獻記載極其簡略，前賢關注不夠。本文在復原大梁城城墻和城門的基礎上，再將王賁"引灌"前后大梁附近河道的變化呈現出來，依此反推出王賁灌大梁城時的引水地點和筑壩方式。東周王城郭城城墻的建造時代、郭城東墻與王陵區相關問題等在學界尚存爭議。《洛陽體育場路西東周墓發掘報告》中空空研究院高層住宅樓工地發掘的南北方向夯土墻，并非發掘者認為的是東周王城東城墻的一部分，東周王城的東墻應為體育場路東、14中心豫航公寓基建工地發現的南北向夯土墻。從東周王城郭城東墻的修建破壞了春秋王陵區，結合周王城天子駕六車馬坑區域內發現的戰國早期早段墓葬打破王墓XM153的現象，說明破壞王陵的情況不是孤例，進一步說明東周王城郭城的修建在戰國時期。而東周王城東南部的春秋王陵區，是基本按照《周禮·春官·冢人》"以昭穆為左右"的墓次進行排列的。16年4月，因當地進行新農村建設，在江西省吉安縣吉州窯窯門嶺窯址堆積東南發現一處窯業遺存。遺存出土瓷器的釉色種類較為豐富，有青白釉、白釉、醬黑釉、綠釉、黃釉、龍泉青釉等，器物造型多樣，以燒造日常生活用器碗、盞、碟、枕等為大宗。從產品的釉色品種、組合，器物的造型、裝飾、燒造特征分析，該窯場是一處北宋中晚期以燒造青白釉和綠釉瓷器為主的綜合性窯場。鑒于吉州窯是宋元時期以燒造黑釉和彩繪瓷為主的綜合性窯場，該遺存的發現，尤其是早期青白釉和綠釉瓷的發現，豐富了吉州窯的內容，對吉州窯發展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收錄于《藏西夏文獻》的《后晉夏銀綏宥等州觀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銘》主要記錄了志主何德璘的家族世系及其在夏州定難軍的個人仕宦經歷。志文對五代初年歷任夏州定難軍節度使與志主之親從關系及定難軍文職僚佐名號多有反映，為研究唐末五代夏州定難軍歷史及其職官制度的重要文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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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對《通史陳列》及其三次大修改的回顧，對一些相關問題進行反思。認為《通史陳列》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按社會經濟形態分期，以歷史為內容，以文物為佐證，以輔助展品為必要手段，展示自遠古迄清朝的歷史概貌，是以教育為目的的歷史陳列。鱗施和珠襦是古代玉殮葬的兩種重要形式。鱗施是專用殮葬玉，東周流行；珠襦在東周既為生服，亦作殮服，至漢代仍可見。鱗施僅用于高等級貴族，珠襦的使用則無性別限制。鱗施和珠襦既可單獨使用，也可同時使用，是春秋戰國厚葬風俗的產物，是東周特有的玉殮葬方式，體現當時人們以珠、玉為貴的崇玉思想。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恒先》，保存完整，是研究古代哲學思想的珍貴文獻。"恒"即馬王堆帛書《易傳.系辭》中的"大恒"，殷墟卜辭中稱為"王恒"。恒即常，故"恒先"即《老子》第四章所說的"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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