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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姆石窟群共有三區15座洞窟。其中，ⅠK1為單室造像窟，平面形狀呈馬蹄形，在西、北、南三壁發現泥塑和壁畫。ⅠK2為多室窟，窟內殘存有泥塑和壁畫。ⅠK3為相鄰的兩座單室窟，僅見壁畫。該石窟群的發現，對探討早期佛教藝術、佛教發展史，甚至后弘期初期社會歷史的進程具有重要價值。周原遺址是西周的都城周。周原鳳雛甲組基址是都城內的宗廟。根據"左祖右社"原則，甲組基址右邊與甲組基址有墻隔開的乙組基址應是社宮。新發現的位于甲組和乙組基址南4米的鳳雛三號基址，周原鳳雛甲骨文稱"天位"，金文稱"天室"，后世稱為"圜丘"，主要功能是祭天。"圜"，回也；"四方高，下"謂之"丘"。鳳雛三號基址正像四方夯土臺基高，庭院低下的"回"字形基址。庭院中長方形的鋪石遺跡是祭天的壇位。鋪石北側的大型長方體灰色砂巖立石，殘高1.89米，大部分和底座埋在地下，象征"地"。殘存的頂部平坦，頂上再加一塊黑灰色巖石，應是表示山巔之"巔"的象形，巔借為天。立石應是天與地連通的象征物。立石與鋪石組成祭天、祭地的"天位"。庭院中心的1余處踩踏面，是周王西向面對鋪石、立石的"天位"標志物祭天時所站立的位置。祭天的主要儀式是煙祀，即置牲"玉帛""珪寶"于積柴上而燒之。庭院中若干處燒紅的硬面是煙祀的遺跡。出土遺物中的玉器、綠松石片、海貝、漆器、金箔等珍寶之物即祭天時所用的"玉帛""珪寶"。出土的原始瓷和陶器即祭天所用的"陶匏"。鳳雛三號基址以南出土的車部件鑲嵌綠松石的馬車，應是天子祭天所乘的"玉路"。

龍門東山擂鼓臺發現的一例佛足跡圖像碑，與目前國內發現的數例同類遺物相比，特點鮮明：一是時間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體量大，分別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組合安裝，且保存狀況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圖像布局特殊，千輻輪位于前掌中心而非整個腳掌中心；五是圖像內容簡化，不見趾尖蓮花、萬字符和腳掌劍、魚、滿瓶、海螺等物，較之四川眉山法寶寺僅刻出輪、魚的形式又顯復雜；足跟間連接二足的雙弧線亦不見于其他諸跡；六是佛足跟部兩側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為目前所發現的同類圖像中所僅見。這一材料的發現，豐富了相關題材的研究內容，并提出了新的課題。本文針對徐州蘇山頭漢墓中出現的陪葬與女尊男卑現象，結合徐州地區已有的考古資料展開討論，認為該地區西漢時期的陪葬現象多存在于大、中型墓葬中，其墓主在生前或為擁有顯赫社會地位的劉姓宗族，或為列侯高官；而陪葬者當屬妾或奴仆等與墓主人關系較為密切的人。從性別上看，陪葬者、女性都有。從時代上看，主要集中在西漢早、中期。西漢時期，男尊女卑是社會主流，而在徐州地區西漢墓葬中出現了不少的女尊男卑現象，這正是其地域特點的體現。徐州作為楚國的中心，聚集了眾多的劉姓貴族。因為楚國劉姓勢力的強盛，劉姓宗室女的地位相對較為顯赫。徐州地區西漢墓葬中出現的女尊男卑現象，應與劉氏宗室女的下嫁相關，是特殊女性地位或自身身份的體現。唐章懷墓墓道東壁《客使圖》壁畫中戴鳥羽冠使者的身份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基于不同視角和理論范式下的高句麗說或新羅說均有理論指導意義。在唐高宗時期的朝鮮半島地緣構筑和唐羅關系的大背景下，筆者以章懷生活年代和陪葬乾陵的建造時間為大框架，以這一時期唐代皇室爭權斗爭為參照，分析其生活中關系密切的人物與重要事件，探析他參與唐羅事務的可能性及途徑；同時比對這一時期新羅與唐朝關系的動向，梳理入唐新羅使者的情況及活動軌跡，再與現存遺跡遺物進行交叉比對。認為與章懷關系密切的人中，尚書左仆射兼賓客劉仁軌和新羅使者金仁問對唐高宗和章懷的朝鮮半島策略頗有影響，由此提出戴鳥羽冠使者可能來自新羅皇室，還可能與多次往返唐羅之間、長期居于唐朝、對唐羅關系產生重要影響的金仁問有某種關聯。

內官從唐玄宗朝開始就是服飾賞賜的重要受益者。但到晚唐，隨著宦官把持政權，被動受賞已不能滿足其需要。從已掌握的晚唐墓志材料看，內侍省身居要津的局官很可能是"賜緋"與職事同授，而內侍省省官與清要局官也存在使職與"賜紫"同授的傾向。"紫緋"的"賜"、"授"轉換，實際是內官集團強化自身的意志體現。筒形罐系統是新石器時代北地區重要的文化系統。新石器時代中期，筒形罐系統一度占據著太行山東麓的廣袤區域，使得筒形罐系統的領地從東北地區拓展至冀南豫北地區，并且形成了具有明顯過渡類型色彩的磁山文化。此后，隨著東方釜鼎系統和西方仰韶系統交替占據黃河流域的主流地位，迫使筒形罐系統的南部前沿從冀南豫北地區向北退縮至燕山—西遼河一帶，筒形罐系統此后的空間拓展方向也轉向了東北腹地。在此背景下，燕山南北成為筒形罐系統與中原文化頻繁接觸、融合的新地帶，先后產生了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等強勢文化支系?？梢?，黃河流域的文化格局不僅改變了筒形罐系統的空間拓展方向，而且直接加劇了筒形罐系統內部各支系間的分化。6年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在永安遺址發掘兩座彩繪圓形磚雕墓葬。從墓葬結構和出土文物判斷其年代大致為晚唐五代時期。這兩座墓葬的發掘為研究唐宋時期磚雕墓葬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公簋及其銘文的發現，對厘清晉國早期歷的諸多問題，比如叔虞封唐后的爵稱、燮父所改"晉"的由來、叔虞封唐及燮父"侯于晉"的地望、"唐伯侯于晉"之"唯王廿又八祀"為何王紀年、 公家族與晉國的關系等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華陽"是東周時期鄭國、韓國的北部重鎮，《史記》等文獻記載的華陽之戰即發生于此。7~1月，對華陽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護城河、防御墻、防衛坑及早期壕溝等完整的城防體系，出土遺物有陶器、銅器、鐵器等。該遺址的發掘為研究華陽城的文化內涵、修建過程等增添了新資料。新成立6年來，考古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學科體系逐漸完善，考古隊伍不斷擴大，專業素質顯著提高，理論方法豐富多樣，重要發現接連不斷，研究成果數不勝數，對流日益活躍。一系列的豐碩成果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認識，考古學正在迎來發展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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