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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考古包括對單個聚落、聚落與聚落之間以及聚落演變過程的研究，對單個聚落的研究是聚落研究的基礎。新砦遺址的聚落考古實踐表面，在大型遺址上開展聚落考古需在明確遺址分期的基礎上樹立聚落考古意識，制定收集相關圖像資料、開展地面踏查和聚落群調查、尋找遺址中心區和重要建筑以及開展多學科合作等技術路線。本文梳理了隋唐墓葬出土的帳構，據其在墓內的設置情況分為兩套不同的系統，并辨析出隋唐墓葬中置于棺木一側的帷帳，應為文獻記載的"下帳"，其是為墓主設置的禮儀空間，反映了漢晉以來在墓內設奠傳統的延續。從公元67年至72年，唐順陵的營建過程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太原王妃墓、順義陵和順陵，其石雕組合也明顯分為三個時期。順陵陵園的平面布局從內向外形成了三重布局：位于中心的封土、以陵墻象征的內城以及由四門石獅象征的外城。6年開展的"唐陵大遺址保護"考古調查項目歷經7年，先后對1座唐代帝陵進行了地面調查、考古鉆探、局部發掘和測繪，有了不少新的發現。唐代帝陵不同時期的陵園布局和結構逐漸清晰，為進一步了解唐代帝陵陵園形制的發展演變以及陵園設計理念提供了重要資料。唐代帝陵陵園形制的演變可分為四個階段，獻陵、昭陵為階段；乾陵、定陵、橋陵為第二階段；泰陵至光陵等7個陵為第三階段；莊陵至靖陵等6個陵為第四階段。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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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觀點將"鈞益"釋讀為平均分割黃金的量值，現有學者對此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是誤釋。本文認為傳統觀點沒有錯，釋讀為鈞益是正確的，戰國衡制的演變與古代音律有密切關系，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黃金貨幣的衡量單位是一種鎰、斤并用的復合制度。近年來蚌埠雙墩M鳳陽卞莊M1和鳳陽喬澗子M2三座鐘離國墓葬的發現，為我們對其禮制進行初步研究提供了條件。獨特的墓葬形制與結構是鐘離國禮制的重要內容，這應與其族屬及崇日傳統密切相關；禮器方面，國君級墓葬的禮器組合與楚墓接近，蚌埠雙墩M1和鳳陽卞莊M1在禮器組合及用鼎制度上的差別，反映了楚文化對鐘離國影響的深化；底層貴族的葬制、隨葬品等與中原地區較為接近，而與楚制不同，楚國對鐘離國禮制的影響似乎于上層社會。通過對十二橋文化成都平原類型和渝東類型典型遺址所出動物骨骼的可鑒定標本、個體數和肉量估算的統計來考察其生業方式，結果顯示前者的肉食資源以家畜為主，而后者則以狩獵為主。與香爐石文化的生業方式進行比較，并認為在早期文明階段，同一考古學文化的不同類型其生業方式不盡相同，而不同的考古學文化間的生業方式則可能趨同。

本文討論了西周金文中的幾個人名用字。義叔簋之，過去著錄及文字編的釋讀皆欠妥當，其字可拆分為左右兩部分，左旁從詹鄞鑫先生意見應是捪的表意初文，右旁為夕，整個字應該分析為從夕捪聲，極有可能是為晨昏之昏所造的專字。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兩西周銅盨的器主之字寫作，各種著錄及文字編多誤析為兩字，本文首先肯定了其為一字應釋作敢的意見，進而分析其形體下部為"弁"，是在甲骨文敢字基礎上所作的變形音化。Zui后討論了蓋銘多出的 字，認為是器主伯敢之名，從名字相因角度懷疑可讀作擊殺的擊。本文根據黃天樹先生對殷墟卜辭分類斷代的研究，確定了卜辭國族名稱"周"的時代屬殷墟二期，并根據文獻記載古公亶父遷岐的時間相當于殷墟三期，指出殷墟卜辭"周"不會是姬姓周人。然后根據王恩田先生的考釋，用古文字學的方法，將甲骨、金文中表示國族名稱的兩種寫法的"周"相聯系；又據張懋镕先生姬周貴族不用族徽和日名的說法，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周"族也不是姬姓，而是妘姓，此妘姓之周應與殷墟卜辭中的"周"為同一族屬。Zui后指出，同族氏稱號而不同族姓是先秦歷常見的現象。


本文從目前已發表的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考古資料出發，指出秦漢時期仍是古代印紋硬陶的一個大發展時期，不僅產品數量眾多，而且分布極為廣泛。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劃分為嶺南區、湘贛區、江東區、東南沿海區四個主要的區域類型，初步梳理了各區域類型印紋硬陶的發展演變脈絡及其與當地先秦印紋硬陶的聯系，從器物種類、器形和拍印紋飾諸方面總結了秦漢時期各區域類型印紋硬陶的基本特征，并結合歷史背景就不同區域類型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探討。14年，在開封新街口萬博時代廣場項目建設過程中采集8~11米深處的瓷器(片)66余件，結合隋唐洛陽城遺址以及當陽峪窯址、鞏義窯址、文集遺址、觀臺窯、禹州鈞窯和扒村窯等遺址內出土的宋元時期瓷器標本進行比對，并參照該批標本出土的地層深度，我們對該批瓷器進行了初步分期，本文扼要介紹部分界定為宋元時期的75件瓷器標本。春秋時期鮑子所作的銅器有新發現的鮑子鼎和國家博物館所藏的鮑子镈。鮑子鼎的作器者"鮑子"被認為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鮑牧，銘文中的"子思"是子產之子國參，但從器形、紋飾和銘文看，它與齊侯器、夆叔器等有銘齊器的年代接近，鑄造于春秋中期后段或春秋晚期初；作器者可能是鮑莊子和鮑文子中的一位，不會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鮑牧，"子思"也無證據證明是國參。鮑子镈的作器者自晚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 "，因而被稱為" 镈"，這實際是錯誤的，镈銘中的" "并非作器者之名，而是一個表"長久"之意的副詞；根據鮑子镈的器形、紋飾和銘文，可推測它也是春秋中期后段到春秋晚期初的產品，與鮑子鼎的年代比較接近；其作器者并非鮑叔牙的孫子，更可能是鮑莊子或鮑文子。鮑子鼎和鮑子镈的器主可能是同一人。沈從文發現"丁都賽"雜劇磚雕的研究價值并撰文予以介紹，劉念茲則從戲劇文物的角度作了研究與評價。14年，鄭州市華夏文化藝術博物館新征集到分別刻有"楊揔惜"、"丁都賽"、"薛子小"、"凹斂兒"名字的四方北宋雜劇磚雕。其中，"薛子小"扮演的腳色為副末，"凹斂兒"扮演副凈，"楊揔惜"扮演引戲，"丁都賽"扮演末泥。這組磚雕中的主人公大約活動在1126年1月至9月間，磚雕的制作或稍晚。磚雕印證和補充了文獻記載及以前發現的戲劇文物，對于進一步研究北宋雜劇的腳色裝扮和演出形態，提供了可供研究與比較的實物資料，具有很高的價值。國家博物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周年館藏文物系列展"以"抗戰與文藝"為主題，通過"文藝與抗戰展"、"延安電影團史料展"、"抗戰木刻展"、"抗戰攝影展"、"梁又銘抗戰美術作品展"五個展覽，利用館藏11多件歷史文物和美術攝影作品以及歷史照片、歷史資料等，多角度、地再現了抗戰中文藝和文藝家為抗戰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五個具體展覽相互關聯以及各自的特色，都再現了抗戰中不同地區、不同時段、不同藝術形式的歷史。展覽的整體設計相互輝映，將豐富性的特質用展陳的藝術語言表現出來，體現了"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精彩。這一展覽展示了國家博物館在研究利用館藏文物方面的不懈努力，還表現了國家博物館在"歷史與藝術并重"這一新的發展下，在展覽策劃方面的長足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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