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戲俑的保護修復與早期秦始皇陵園出土陶俑的修復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隨著保護研究的深入，修復過程中引進了一些新思路、新材料、新工藝，對原有保護修法進行改進與完善，取得良好的保護修復效果。本文概述揚州南宋堡城和寶祐城的相關文獻記載及已有考古發掘研究，對《(嘉靖)惟揚志》和《(嘉慶)重修揚州府志》中"宋大城圖"和"宋三城圖"進行比較，通過文獻地圖和現代地形圖、航片、衛星遙感圖等的比照，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結果，就揚州南宋堡城和寶祐城的沿革發展等作初步研究。研究揭示，其發展沿革可以劃分為堡寨(砦)城、寶祐城、"大城"三個階段；寶祐城東西兩座城門外側、城圈拐角以及西南平山堂等處的現有地勢地貌，與文獻地圖"宋三城圖"中所繪寶祐城面貌近似；寶祐城和平山堂城外圍可見的土壟，很可能是南宋寶祐城外圍的另一圈防御體系；寶祐城西城墻外兩道水溝之間的高地，是寶祐城西甕城和平山堂城的連結通道。南宋時期揚州宋三城格局形成后，平山堂城作為寶祐城的一個組成部分，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在次可移動文物普查過程中，國家博物館圖書館文物庫房發現線裝日記手稿《東游瑣記》一冊。此日記未注明寫作年份，記錄日期從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日記記錄了作者從家鄉成都出發東渡日本求學的事宜，涉及留學的準備過程、航行路線、途中見聞、交往的人物以及到達日本后購置的書籍書目與食宿、學費、買書購衣的花銷等內容。通過對《東游瑣記》內容與作者背景、反映的人物關系、行文風格與筆跡三方面考證，本文認為，《東游瑣記》作者正是晚清學者吳虞。吳虞，近代思想家、學者，早年留學日本，因五四時期猛烈抨擊舊禮教和儒家學說而產生較大影響。胡適稱他為"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為帶封土和階梯式墓道的圓形豎穴土坑墓，發現了許多獨特而復雜的遺跡現象。隨葬品非常豐富，包括各類銅器、彩繪陶器、幾何硬紋陶器、漆木器以及玉、石器等。銅器銘文表明墓主人應是"鐘離國君柏"，時代大致為春秋中晚期。此墓的發掘，為研究鐘離國的歷史以及淮夷文化的地域特征等提供了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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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記載的文獻，是古代歷史研究的主要依據。但在物質文化領域，文字記載則不夠、具體和形象，給學術研究造成局限。直到2世紀中葉，以沈從文為代表的學者在繼承傳統歷史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利用出土和傳世文物中的形象史料，結合文獻對文化史問題進行研究，形成形象史學的研究方法，并取得突出成績。在考古學科快速發展，提供大量出土資料的基礎上，形象史學的理論方法逐漸為學界認同，表現形式也在不斷創新。"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現的完全用繪畫、雕塑等藝術形象研究表述的通史，是形象史學創新理論的新實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同時，工程的竣工還可向不同文化層次，不同語言和國界的讀者展示歷史，促進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傳播，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丁佛言是近代有影響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他曾為推翻封建帝制、再造共和立下了不朽功勛，后擺脫官場風云，全神貫注致力于古文字的研究及書法、篆刻的，著述頗多，被譽為"魯之靈光"。山東博物館收藏的《松游盦印存》，是一部集中他手刻各印搨存之書，充分顯示了他獨步當代的篆刻藝術。丁佛言刻印選字風格獨特，以吉金文字入印，大量的詔版權量、鏡銘錢泉、陶瓦碑碣等被巧妙地融入印中，他將篆刻的取法擴展至鼎彝、磚瓦、古陶等領域，開印壇新風。丁佛言印章的章法構成巧妙，印面布置Zui鮮明的特征是采用強烈的對比手法，實現印面的裝飾效果。在其古璽印中，留白的塊面和剛勁爽利的線條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他印字的用筆與用墨輕重相間、粗細并存，各種刀法交替使用，不拘一格。他的印文從形體與韻味上都有濃淳的書法味，體現了他以刀代筆的高超表現手法。鄒衡(1927-25)，的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對夏商周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從其遺稿中輯出有關考古學的若干論述，以饗后學與讀者。

本文通過比較分析業已公布的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期間日記的不同版本，探討了蔣介石日記的史料價值。基本觀點是：蔣介石早期的日記比較坦率，但中山艦事件以后，開始考慮用日記維護自己的形象，從而對日記不斷進行修改；從史料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有意的史料"，史家在使用時必須注意不被誤導。3年，國家博物館組建后，整合了原歷史博物館和博物館的學術力量，積極推動開展學術研究工作，擴大了學術研究的領域和學科之間的聯系，成果豐碩。主要表現在：建立學術委員會，加強學術科研工作的規劃管理；積極申報科研課題，以課題制帶動學術研究在不同層面上的發展；加強藏品研究，促進館藏轉化為獨特而重要的展覽資源；繁榮學術研究，通過學術研討提升展覽的學術層次；加強人才培養和學術團隊建設，保證學術研究持續發展后繼有人；推動學術交流，促進學術研究成果向社會普及；加強學術成果的出版，精心維護和塑造良好的學術形象。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現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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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古城位于今河北省石家莊市北部的滹沱河北岸，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三批歷史文化名城中的一座，城內高密度分布的隋唐以降的文物古跡保存狀況相對較好，大體具備分析其平面格局的條件。本文在梳理正定城址變遷歷史的基礎上，運用古今重疊型城址的研究方法，點、線、面相結合，由近及遠，依次復原了清光緒時期、明末清初、唐寶應至明正統、唐初至唐寶應等四個階段正定城的城市范圍與平面格局，厘清了初唐以來正定城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特點和重要變化。唐初至唐寶應年間的鎮州城呈四門十字街的格局，十字街將全城分為四個坊，各坊內均有"十字區劃"法的殘留。寶應年間李寶臣之拓城，系在舊城的四面重筑城墻，從而使舊城成為新城的子城。明代正統年間的拓城對整座城池的形態改動較大，城墻呈現"地陷東南"的外部形態。晉南地區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以地理界標明顯的中條山為界，可以劃分為南、北兩個區域，北區主要為盆地區，包含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南區主要為山地區，包括平陸芮城谷地和垣曲盆地。本文通過對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以來已發表C14數據的再分析，從年代角度對北區和南區新石器末期文化分期進行對應。依據重要遺址典型單位進行各區文化分期，并從聚落、重要遺跡和遺物等方面的特征出發，對晉南新石器末期的文化變遷進行闡述。本文在對殷墟二期時，殷都宮殿宗廟區、王陵區、后崗貴族墓地、殷墟西區、南區及有關村落布局變化進行剖析的基礎上，提出殷墟二期時，殷都原有遺跡進一步發展壯大。隨著新的遺跡出現，殷都整體上呈現出承接殷墟一期晚段已分布區域，繼續向外圍更遠處擴展的趨勢。殷墟二期是殷都的進一步發展階段，也是殷都初步框架形成階段。公元前一千紀后半，是大陸和朝鮮半島之間人群移動和文化交流逐步興盛的一個時期。考古發現和比較研究表明：韓國完州郡上林里出土的"式"銅劍，是公元前4世紀中葉從大陸東渡到韓國西南部沿海一帶的吳越鑄劍工匠在當地鑄造的；韓國出土的公元前4世紀末至公元前1世紀的舶載鐵器，是分別從大陸的燕地和齊地傳入的；韓國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紀年前后的"橫置式"前期甕棺葬，是在大陸黃海和渤海沿岸地區甕棺葬的影響下產生的。中韓交流于公元前4世紀中葉拉開了序幕，后來又經歷了三次浪潮。其交流的路線，既有連接遼東和朝鮮半島北部的"遼東—朝鮮半島"陸路，更有"環黃海之路"水路，即沿黃海近海北上、東進、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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