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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通過對河南淅川和尚嶺春秋墓葬所出青銅祖槷銘文的釋讀，考證此類器物的性質實為古人致日測影之槷表，并正其名曰"祖槷"，糾正了學術界以往普遍將之視為鎮墓獸座的錯誤觀點。同時，在研究先秦時期的致日制度及相關器物的基礎上，闡述了以器喻德的獨特觀念，建立了自新石器時代至秦漢時期圭表測影的固有傳統。龜茲文物是中華文明珍貴的歷史遺存。世紀末2世紀初，大量龜茲文物被英、俄、法、日、德等國以考察之名掠走，流失海外。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的龜茲文物，大部分是沙皇俄國時期別列佐夫斯基考察隊和奧爾登堡考察隊從龜茲帶回，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小部分為蘇聯在二戰勝利后輾轉從德國帶回，主要為壁畫，這些壁畫一部分的原始出處為新疆克孜爾石窟。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對龜茲壁畫進行了修復，且在少數展覽、圖錄中展示過一些龜茲文物，但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和利用。流失海外的龜茲文物的歷史文化價值有待于進一步發掘。偃師商城宮城第三號宮殿建筑基址位于宮城西南部，與東南部的第五號宮殿基址東西并列。三號宮殿保存完整，經過揭露，存在著早晚兩期建筑且形制有所變化，體現了商代早期宮殿建筑的技術和風貌。對它的復原研究，有利于我們探究古代宮殿建筑在形制上的變化，技術上的進步和其承上啟下的作用。本文以漢中出土商代紅銅容器的科學分析為基礎，結合相關研究成果，就紅銅容器體現的區域間技術文化交流等相關問題進行初步探討。研究認為，漢中出土紅銅容器與關中地區同類器物較為接近，表明在漢中青銅器發展的早期階段，商文化或經由關中地區對其產生過影響。紅銅容器在商代周邊地區出現的幾率有高于中原地區的趨勢，顯示了周邊地區與中原商文化的密切聯系，也暗示了其制作地的銅器冶鑄技術或許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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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成王時期的金文章法雖然因襲商代末年，即從右至左、自上而下的行文縱勢，且兼顧文字之間錯落的規整，但其中在族氏徽號、字列方向及視讀平面形狀等方面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布局愈加規整，尤為注重視覺之美。這一時期的金文用字在整體上較此前更為勻稱、協調，有利于發揮書寫時勢能的上下承接，保證通篇文字氣息的連貫。商代末年產生的"捺"劃，在西周成王時期的有關金文中波磔幅度加大，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字形略有加寬，氣勢開張。西周成王時期金文多數為規范書體，少數為急就書體；同時，這一時期的金文結體少數左低右高，成"欹側之勢"；而多數金文則如《禽》、《何尊》及《獻侯鼎》等篇，書體端正，以正面視人，莊重沉穩，導后世篆法之風。總體而言，在西周成王時期的金文中，存在新派與舊派之別?！妒酚洝ぶ鼙炯o》記載：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為西周桓公。但是，關于東周時期的西周四代君王的陵墓在哪里，不但沒有歷史記載，更少有人對其提及。本文通過對考古材料的梳理認為：東周時期的四代西周君王桓公、威公、惠公、武公葬于洛陽東周王城內，其陵墓自成一區，即本文所分的西周君陵墓區。龍門石窟造像主的身份幾乎涵蓋了社會的各個層面，其中有大量窟龕的造像與婦女有關。本文通過對龍門石窟造像題記進行歸納、整理，對涉及婦女的造像主身份、造像目的、造像題材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并對相關問題進行論述。

由于舊石器時代飾品的發現較少，且分布零散，所以關于飾品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制作，而對于穿系方式少有深入，這就成為目前舊石器時代飾品研究的新領域。山西吉縣柿子灘遺址中出土有3件穿孔飾品，通過對其穿孔位置和表面繩索壓磨痕跡的觀察分析，飾品可以明確識別出單繩單孔、單繩雙孔、雙繩單孔和多繩單孔四種穿系方式，相應形成以串飾和墜飾為目的的多種穿系方式的組合。這項研究為探索舊石器時代飾品的制作工藝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信息。木俑源于戰國楚地。漢代木俑集中出土于四個區域，以甘肅為代表的河西地區，以四川、兩湖和江蘇為代表的南方地區。其中江蘇地區出土木俑以揚州、淮安、宿遷、連云港市域為主，類型多樣，有儀仗俑、侍俑、伎樂俑以及動物俑。其所代表的文化傳承、內涵以及文化屬性顯示出楚文化的重要影響。江蘇漢代木俑制作延續了楚國木俑制作方法，分別是整木雕刻和拼接。木俑線條刻畫上，江蘇木俑整體偏圓潤，楚俑線條方硬。在發飾、服飾等方面，江蘇木俑也與楚俑表現出明顯差異。在木俑組合與墓主身份上，西漢早、中期木俑以兵士類儀仗俑為主，侍俑為輔，有一定數量的樂舞俑；中晚期以生活類俑為主，舞俑、樂俑基本消失不見，部分漢墓僅出現動物俑。楚俑"鎮墓獸"職能在漢代木俑中已經淡化，但不同地區的隨葬木俑在隨葬位置上具有一定共性。徐嶠墓志23年出土于洛陽龍門鎮張溝村北，青石質，方形，長89厘米，寬89厘米，厚19厘米。志文楷書42行，1649字，可補《新唐書.徐嶠傳》之不足，也是研究徐姓源流以及唐玄宗時期、經濟、文化的珍貴資料。


塔式罐是受佛教影響變造原有器物而產生的，是地面浮屠的縮影，這可以在眾多墓葬壁畫、浮雕以及陪葬器物上找到印記。它的產生旨在為死者構建一個繼續禮佛的場所，是墓主人宗教信仰的象征。塔式罐作為隨葬明器，在唐墓中多有發現，河北地區尤其是邢臺及其周邊地區所見的塔式罐類型Zui為豐富，裝飾形式多樣，且沿用時間Zui長。本文結合原庫藏品以及新近發現的十余套器物，對邢臺地區塔式罐進行系統整理，在此基礎上對當地塔式罐的發展進行分期研究。發現邢臺地區塔式罐出現于盛唐時期，興盛于晚唐五代，至北宋進入鼎盛，北宋末、金及其以后由于戰爭，Zui終走向衰微。結合以上分析，進一步探討塔式罐流行的社會因素。本文以墓葬形制和規模為標準，考察和比較商周時期的墓葬等級序列，發現商周時期墓葬存在巨大差異。商代普遍存在的非正常埋葬現象不見于西周；商時期各等級墓葬規模存在巨大的落差，而西周時期各等級墓葬的墓室面積則遞減平緩。商周墓葬等級之間的差別反映了商周社會、禮制與文化的差異，體現了商周政權更替所帶來的巨大變化。先農和靈星是秦漢時期重要的地方農神祭祀。傳世文獻中對郡縣先農祭祀的記載較為簡略，本文考察了里耶"祠先農"校券和周家臺"祠先農"簡。從里耶秦簡來看，秦代郡縣已出現有規律的先農祭祀活動，其傳統應可上溯至先秦。周家臺秦簡反映的是一種巫術性質濃厚的民間祭祀，與里耶祠先農校券性質不同。靈星祭祀始發于西漢，所祀對象為心宿(龍星)中的一組小星，以祈雨為主要訴求。農神祭祀與農業生產及基層生活息息相關，因此盛于郡縣。后代地方農神祭祀多承自秦漢，雖易代而不易。吐魯番阿斯塔那M14M233和阿斯塔那西區M4M49等4座墓葬在發掘報告中被認為年代較晚。但通過將墓葬形制和隨葬品與周邊相關墓葬比較可見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國早期。在西晉甚至曹魏時期，漢式墓葬已在吐魯番出現，且與河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與當時歷史背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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