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華豫之門》鑒寶組：2022年鑒寶海選公告
在次可移動文物普查過程中，國家博物館圖書館文物庫房發現線裝日記手稿《東游瑣記》一冊。此日記未注明寫作年份，記錄日期從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日記記錄了作者從家鄉成都出發東渡日本求學的事宜，涉及留學的準備過程、航行路線、途中見聞、交往的人物以及到達日本后購置的書籍書目與食宿、學費、買書購衣的花銷等內容。通過對《東游瑣記》內容與作者背景、反映的人物關系、行文風格與筆跡三方面考證，本文認為，《東游瑣記》作者正是晚清學者吳虞。吳虞，近代思想家、學者，早年留學日本，因五四時期猛烈抨擊舊禮教和儒家學說而產生較大影響。胡適稱他為"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三希堂法帖》是清乾隆時期鐫刻的一部大型官刻法帖，是帖除收刻了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外，還根據《石渠寶笈》選取了魏晉至明末135位名家的3多件作品，并有2多段題跋和16余方印章，內容宏富。從高宗弘歷特諭鐫刻此帖至刊成并嵌石于北海閱古樓，前后用了近六年時間。是帖與其他幾部清代宮廷鐫刻的大型叢帖有共性，同時一些刊刻中的成例也由此帖而始。本文以清內府檔案為依據，結合清宮遺存拓本的情況，以實例為證，對一些鮮為人知的清代宮廷刻帖的相關詞匯予以介紹，并對以往人們鮮有涉及的雙鉤人員、監理官員、石料選擇、增刻改動等問題進行了梳理和闡釋，期望能為刻帖這一專門學問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資料。商周時期，吳、越兩國創造出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青銅文化。新成立后，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和研究的深入，學術界對商周時期吳越地區青銅器的面貌和特點有了逐漸清晰的認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若干著錄于外文文獻中具有吳越風格的青銅器進行了逐一介紹，并結合考古發掘資料進行了相關討論。這些青銅器包括懸鼓環、三足壺和方卣，時代分屬春秋晚期、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懸鼓環以人物雕塑為裝飾，三足壺以吳越地區的陶器為原型，方卣則是對中原地區青銅方彝的模仿和改造。這些資料對于廓清吳越地區商周青銅器的整體面貌、探討吳越地區商周青銅器的特點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法國19世紀的藝術十分多樣，從19世紀下半葉起尤其流派紛呈。然而，有一股恒定的潮流一直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反而成為法國藝術的一大特征，那就是學院體制下的專業創作。從新古典主義到被稱為"消防隊員"繪畫的潮流，法國始終遵循古典時期定下的學院在教學、深造、創作和收藏方面的原則，造就了一大批法國學院派藝術家，尤其在歷史畫、肖像畫方面獲得很高成就。雕塑領域以呂德和卡爾波為代表，同樣成果斐然。本文通過對法國學院體制的縱向和橫向的分析性介紹，從法蘭西美術院、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羅馬獎、羅馬法國學院、沙龍展、畫室、盧浮宮等機構性層面，探索這一學院派潮流得以歷百年而不衰的原因，并分析學院派在2世紀下半葉的學術界、博物館界能夠得到重新認識和評價的原因。


本文對13件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的玉器殘片進行了測試分析，結果表明：透閃石玉是應國玉器的主要玉種，不同材質的玉器均受到一定程度的風化，其中，蛇紋石玉器普遍受沁嚴重，較透閃石玉器受沁為深，且受沁嚴重的透閃石玉器與蛇紋石玉器在外觀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所有玉器表面均附著朱砂，可能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朱砂的防蟲防腐功能。15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沙塘北塬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新石器時代房址12座、灰坑15個、墓葬1座及窯址3座。出土陶器以罐、甕、盆、碗、缽、斝、尊、豆等為主，其文化屬性整體與師趙村七期早期齊家文化接近，但也有關中地區客省莊二期文化因素，這對研究齊家文化的來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苜蓿洼墓地位于滎陽市豫龍鎮苜蓿洼村南部，27年5月至12月，因配合中原小商品城二期工程建設，共發掘漢墓353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為一處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其南3公里即為古京城遺址，二者之間應有著緊密的聯系。11年春，當地居民在浚縣黃河故道內挖沙過程中發現一些瓷器。同年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此遺存進行了搶救性清理發掘，獲得了一批精美瓷器和兩組較重要的地層疊壓關系。本文對這批瓷器遺存的形成、年代以及窯口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13年9月，為配合鞏義市自來水公司擬建的甫新花苑項目建設，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區域內鉆探發現的77座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其中M3保存較為完好，其大墓道小墓室為主的墓葬形制及屈肢葬為特征的埋葬風格和出土器物的特點表明其應是秦墓，反映了在秦軍東進和確立統治時秦文化對當地傳統文化影響和滲透的過程中所表現的文化態勢。5年在南陽市宛城區陳棚村發掘清理了3座漢墓，出土了一批陶器、瓷器以及畫像石。這批墓葬的發掘進一步豐富了南陽漢代的墓葬資料，尤其是為漢代畫像石的研究等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7年9月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淅川雙河鎮墓地進行考古發掘，其中M26為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保存較好，主要出土有陶鼎、壺、釜、甑、甕及銅盆、鍪、鈁、洗等隨葬器物，推測年代為西漢中期或稍早。《投龍簡記》碑記錄了元仁宗派人祭祀濟水和王屋山的過程。這次祭祀是仁宗登基之后對濟水神和王屋山神佑護的感恩之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該碑為書法家趙孟頫書寫，具有極高的書法藝術價值。漢代建筑特別注重屋頂上的裝飾，特別是建筑的屋脊。漢代建筑上的屋脊出現了正脊鳳鳥、三角形火焰珠；在"反宇"屋面出現了鴟尾；垂脊上有了起翹裝飾。漢代屋脊上的裝飾除了美化建筑之外，還有著吉祥的象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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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比丘尼統慈慶，俗姓王，字鍾兒。作偽者將志題"慈慶"變成"清蓮"，志銘"尼"改作"僧"，署名"常景"、"李寧民"，變成"陳景富"、"王守民"，僅僅改動6個字，增加一個字，便使王鍾兒"變臉"出一方比丘尼統清蓮偽志。文中還列舉多個作偽案例。文章從字形等基礎性環節入手，認為荊子鼎銘的" "實即"荊"字，"荊子"即"楚子"；通過對器物年代、銘文內容的綜合分析，考證荊子鼎銘的"荊子"即見于文獻的楚王"熊繹"。又在李學勤"保卣、保尊與斗子鼎記載的，正是成王岐陽會盟諸侯的史跡"說法的基礎上，結合文獻進一步推闡熊繹在盟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進一步證成了李說。Zui后，根據相關出土和傳世文獻所提供的信息，對岐陽盟會的時間作了具體推定。凡此可補傳世文獻記載之不足，對先秦歷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二里頭青銅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基礎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間接影響而興起。二里頭文化的形成以西進的新砦類型為基礎，又融合了洛陽盆地附近部分土著因素和束項圓腹花邊罐等齊家文化因素，二里頭文化中雙輪車等的出現以及青銅冶金術的發展也應當歸因于齊家文化的東漸帶來的西方影響。其環境背景則與距今4年左右的氣候干冷事件有關。結合文獻記載推測：王灣三期文化后期主體為早期夏文化遺存，新砦類型可能是少康中興之后融合大量豫東造律臺類型等因素而形成的中期夏文化遺存，二里頭文化可能是少康數代之后某夏王西遷洛陽盆地而發展起來的晚期夏文化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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