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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村遺址經兩次發掘，發現了1多座馬家浜文化墓葬和一處包括房址和墓地的崧澤文化聚落，其中首次揭露9座崧澤文化早中期高等級大墓。崧澤文化早中期大墓與小墓的分區埋葬以及大房址的發現，證明至少在距今58年前后，已有明顯的社會分層。這為研究長江下游地區社會文明化進程提供了重要資料。2年對新砦遺址進行了發掘，主體文化遺存為龍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遺跡主要為灰坑，遺物以陶器為主，還有石器、骨器等。此次發掘確認遺址各區有可能是同步發展的同一個大聚落，而非相互分離的四個小聚落。各區的多組地層關系也再次表明，龍山文化晚期早于新砦期，新砦期又可分為早、晚兩段。先秦時曾有一息國，殷商時既已立國，族姓不明。殷周鼎革后，姬息取而代之，且東徙其國。進入春秋后，為楚文王所滅。息國因其特殊的戰略位置在先秦歷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陳莊遺址前段遺跡主要有貴族墓葬、車馬坑和祭壇，出土遺物以周文化因素為主，是防守森嚴的城址，應為齊公冊封庶子鎮守的齊國北界邊防軍事重地。該遺址后段多見一般性居址，僅在孝、夷之時突然出現兩座甲字形大墓，這種突變可能與周懿王烹齊哀侯立胡公，胡公為躲避哀侯舊臣臨時徙都薄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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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董其昌《晝錦堂記》書畫卷為清內府珍藏并著錄的書畫作品。晝錦堂遺跡是宋代園林藝術的重要代表；而董其昌《晝錦堂記》書畫卷則是對晝錦堂藝術意境的還原與深化。對二者的同時解讀，對理解古代園林藝術理論真諦大有裨益。對文物的內部結構、缺陷、損傷等信息的檢測是文物保護修復工作的基礎和依據。目前普遍使用的X射線成像技術能量高、需要完善的防護條件，不制了應用范圍，而且對文物有一定安全隱患。紅外熱波成像技術是一種新型無損內部成像技術，是根據被檢測物中缺陷處與正常處微小的熱及熱變化的不同來識別、判定缺陷的，可實現低能量、快速、非接觸和原位檢測，非常適合文物的檢測分析。本文將主動式紅外熱波成像技術應用于故宮壁畫、鑄鐵佛頭、陶俑和漢白玉螭首等不同材質和類別文物內部結構的無損檢測，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文物內部結構信息，同時分析了該技術對多種文物的檢測能力。結果表明紅外熱波無損檢測技術可適用于多種材料和復雜結構的文物檢測，提供文物內部缺陷和結構信息，為文物的保護與修復提供一種新的檢測手段，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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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都城形制的發展演變，是一個繼承傳統、不斷發展、逐漸完善的過程，尤其兩漢到隋唐時期的都城形制變化極為明顯。本文以近年來曹魏至北魏洛陽宮城的考古發現為重要突破點，結合文獻和考古勘察資料，對兩漢至隋唐時期的各個重要都城進行對比研究，探討了古代都城從兩漢時期的多宮形制，到魏晉南朝時期的居北居中單一宮城形制，再到北朝時期的三重城圈形制，Zui后形成隋唐時期中軸對稱的坊市制新型商貿大都市，為向以后更繁盛的開放式商業都市發展奠定了基礎。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變化軌跡清晰，發展演變具有延續性和開創性，既沿承了傳統的漢地都城制度，又有適應新的社會發展狀況的創造。隋大興唐長安城作為這個時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產生的源頭源自曹魏洛陽城，對漢唐時期的都城形制進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種淵源和漢化因素，在古代都城發展史及整個東亞地區古代文化與文明的發展進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河南中牟宋莊遺址發掘清理出保存完整的漢代陶窯兩座、宋代陶窯一座，在陶窯周圍均有功能相匹配的多種遺跡與其共存，這些遺跡與陶窯共同組成了功能較完備的漢、宋時期制陶作坊區。漢代制陶作坊區平面布局由陶窯、房址、灰坑等構成，通過梳理中原地區漢代陶窯形制結構的演變與發展，并結合宋莊漢代窯址的使用痕跡，推測該制陶作坊始建于東漢早期，至少延續使用至東漢中期。從燒窯所用燃料分析，初步認為陶窯應為民營性質。宋代制陶作坊區的平面布局更趨完備，規模更大，由陶窯、房址、灶坑、糧倉、水井、墓葬及眾多灰坑等共同組成，結合房址鄰近墓葬出土的銅錢年號，推測該作坊區的使用年代當在北宋晚期。依據宋代陶窯火門內殘留的燃料痕跡，推測其性質可能為民營。關于西周厲王時期的戰爭，傳世文獻僅有只言片語涉及。而有不少厲王時的青銅器銘文記載了當時的戰爭情況。本文通過人物系聯，匯集了厲王時期的12篇戰爭銘文，包括：翏生盨、噩侯馭方鼎、多友鼎、禹鼎、敔簋、宗周鐘、伯父簋、虢仲盨蓋、應侯視工簋、應侯視工鼎、晉侯銅人、晉侯蘇鐘銘文，進行了銘文之間的對比，總結了格式和內容上的相似之處；又對比了銘文與傳世文獻，認為在用詞和禮制上兩者可相互參證。Zui后綜合探討了厲王時期的戰爭和社會形勢，認為從銘文時代上看，當時既有前代遺留的東南淮夷之患，又在西北開始了與獫狁的戰爭；從銘文所載地名上看，宗周、成周等京畿重地皆受到威脅；至于戰爭之禍所造成的社會形勢，于《詩·大雅·桑柔》之"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哀恫"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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