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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供佛器是歷代供器中一個重要門類，元明清時期生產了大量的陶瓷佛教供器，其中不少保留了完整的組合陳設形式，如元"三供"、明清"五供"等，成為供佛器的重要研究資料。本文系統梳理了歷年的考古發現和各博物館所藏傳世資料，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元明清時期組合式陶瓷供佛器的特征及組合方式的發展演變。西德尼·戴維·甘博是美國社會經濟學家和攝影家。17年至1932年，他曾三次來到，以一個社會學家的角度拍下5余張照片，記錄了當時的社會生活。19年五四運動前后，甘博恰巧在，拍下相關照片6余幅，記錄了五四運動前慶祝一戰勝利，五四運動中學生演講、被捕、在府前抗議及11月29日北京學生為抗議"福州"在門前集會等史實，留下寶貴的圖像資料。這些照片不但可以直觀地反映那段歷史，更可以起到與文獻史料相印證并補充史料的作用。目前甘博拍攝的有關五四運動的照片有些已經廣為流傳，有些卻鮮為人知，有些甚至常常被人誤用。本文試圖結合史料對相關照片做一簡要梳理，并對一些甘博記錄有誤的照片進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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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苑始建于戰國秦時期，漢武帝時期對其進行了擴建，使其面積和功能達到Zui盛的規模。上林苑作為一處綜合性的機構，自有一套管理系統，它隸屬少府，并設置有上林尉、上林三官等職能部門加以管理，其中上林三官鑄造了數量頗多的銅器。國家博物館藏有三件上林銅器，兩件是出土于上林苑范圍內的窖藏物，一件是自晚清就有著錄的傳世品，它們是研究漢代上林苑及其用器的珍貴資料。通過這三件銅器，可以看到上林苑銅器有著一套嚴密的生產與管理制度，而在具體使用中也存在異地調用的情況，包括調入和調出。本文旨在從國博藏上林苑銅器出發，系統整理出土、傳世及僅見著錄銘文的西漢上林苑銅器，并對器物制作、物勒工名、度量衡等問題加以討論，這對于研究秦漢時期宮苑、漢代用器制度等方面有著重要意義。隨著我國水下考古事業近3年的發展，水下文物出水后的保護技術成為人們關注的新問題。為此，文物科技保護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對于不斷被發掘打撈出水的大量文物來說，出水文物科技保護人員寥寥可數，不能滿足工作的需要。出水文物的科技保護面臨新的任務和要求，需要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從殷墟卜辭"大示"觀念及上甲至示癸等六代先公名號推測，商代開國伊始即行一種合始祖牌位在內的七主之祀，即以近親六代神主集于始祖契(或帝嚳)神位前進行一種特殊的合祭禮儀。11年至216年，針對在偃師商城宮城遺址資料整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我們對宮城內的一號、三號、五號、六號和七號宮殿建筑基址進行了復查和補充發掘，糾正了一些以往發掘工作中的錯誤認識并有新的發現。

下寨城址位于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滔河鄉下寨村北，發現了寨墻、灰坑、灰溝、墻基和道路等多種遺跡，并出土了大批量清代瓷器，包括青花、青瓷、粉彩瓷、白瓷和黑瓷等，其中部分瓷器底部有款識，時代集中在清嘉慶和道光兩代。部分瓷器制作精良，當是民窯瓷器的精品。關于瓷器的來源，應該是江西景德鎮窯系生產，至于其運輸方式，水運當是Zui便捷的運輸方法。晚商時期商文化進入海岱地區至少通過兩條通道，其一由古黃河、古濟水、古泗水溝通中原與海岱進而連通至江淮中下游地區，可稱為水路。另一通道大體是商末征人方路線。通道主要功用很可能是為了控制魯北的海鹽及保障長江下游地區的銅錫原料的北運。許昌博物館現藏有漢代文字瓦當、云紋瓦當和人面瓦當等，大部分屬東漢時期，個別可能早至秦至漢初，晚至曹魏初期。有些瓦當的細部做法為其他地區少見，可補資料之缺，亦可彰顯其獨特的歷史價值。

東周時期，銅鑄幣開始廣泛流通。鑄錢工藝脫胎于青銅器范鑄技術，因此早期的鑄錢一般都在青銅器鑄造作坊進行。在古代存在著石范鑄造、銅范鑄造和泥范鑄造三大鑄錢工藝傳統。石范鑄錢工藝的出現和主要使用階段在東周至秦漢時期，尤其是西漢早期石范鑄錢非常流行，此后該工藝幾近消失。本文立足于考古材料，盡可能搜集已出土的東周至秦漢時期不同錢幣種類的石范資料，在此基礎上考察石范材質選擇、刻制工具、制范技術；根據背范材料、石范使用痕跡，探討石范的合范澆鑄技術，力圖對石范鑄錢工藝進行系統研究。在石范鑄錢工藝研究基礎上，又對古代石范鑄造傳統、西漢早期石范鑄造工藝興盛的歷史背景進行分析，對石范鑄錢工藝在古代范鑄技術的地位做出客觀評價。兩漢時期，無論從文獻記載還是從考古發掘來看，墓植柏樹與墓葬用柏現象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柏木本身的特性及其所引申出來的文化內涵為其盛行奠定了基礎；二是，漢代本身獨特的文化元素與之融合，互為促進，主要表現為尊親忠孝的儒家思想、尊君一統的社會秩序、視死如生的厚葬之風。8年8月～12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市老墳崗區域發掘了一處仰韶文化-商代遺址。其中發掘的商代遺存中有文化層、灰坑和一段鄭州商城的外夯土墻基；出土遺物數量不多，但種類較為豐富，時代為商代二里崗期，多數屬于二里崗下層較早階段；在一些陶器的特征上可以看出有商文化輝衛型、盤龍城型等文化因素。發現的夯土墻基為了解鄭州商城外夯土墻的分布與走向提供了新的材料。國家博物館藏清代碧玉"皇帝之寶"，為"盛京十寶"之三，其質地、尺寸、形制與《大清會典》等文獻記載一致。其印跡見于國博藏順治七年(165年)《皇父攝政王喪儀合依帝禮詔》，十八年(1661年)《招撫鄭成功部下詔諭》、《招撫劉二虎、郝搖旗詔諭》，康熙元年(1662年)《俘獲永歷帝宣捷詔諭》，及歷史檔案館藏順治七年(165年)《皇父攝政王以疾上賓哀詔》、十一年(1654年)《冊立皇后博爾濟吉特氏之詔》。館藏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平定，維新庶政，大沛寬和詔諭》，已改用"十寶"之青玉"皇帝之寶"。國博藏"大清受命之寶"為十寶之首，其用途是"以章皇序"。"十寶"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赍送盛京"鳳凰樓"而藏之"；光緒初年移至敬典閣保存；光緒二十六年(19年)沙俄進軍我國東北腹地，清于9月3日將其移往承德避暑山莊保存；13年"輦致京師"，由古物陳列所及故宮博物院典藏。此二寶現為國博珍貴藏品。濮陽出土的《唐兀公碑》是我們研究宋元以來中原地區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唐兀"二字首先是地理概念，而非種族或民族概念，其正確含義應該是指西夏王國統治區域，其引申之義可能應泛指生活在西夏境內以黨項羌為主體的諸多民族而言；另一方面又是蒙古族對黨項人的稱呼。濮陽出土的唐兀公碑其族屬應為西夏黨項無疑。陜西神木縣納林高兔村戰國墓中出土的圓雕勾喙蹄足有角神獸金鑄像，帶有復雜多元的文化元素，既有我國北方草原文化的造型特征，又融合了歐亞草原斯基泰藝術的裝飾風格，呈現出復雜的文化背景和傳承關系，其所具有的神秘信息有待解讀。從語源學、文物學、藝術學角度對神獸金鑄像造型的分析表明，其所具有的勾喙、蹄足、長角、有耳鳥首等特征，與先秦兩漢古文獻記載的嬴秦飛廉族的歷史、風神形象等信息重合，并且傳承關系密切；與歐亞草原藝術中常見的勾喙蹄足后蹄反轉的神獸造型、北方草原鹿石上的神獸形象相似，相關性顯著。本文認為，神獸金鑄像的母題來源是風神飛廉，文化內涵源于商族的鳥圖騰、草原文化和巫文化的鹿圖騰，兼有嬴秦族的龍圖騰和古印歐文化的雙頭神獸形象元素，呈現出交互雜糅的文化傳承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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