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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殷墟文化的分期，學術界長期存在鄒衡先生和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所各自建立的兩個體系，它們均經歷了一個不斷細化、調整的過程。一般認為這兩者總體上是一致的，但對于其中的一些差異也不應忽視。本文在回顧這兩個分期體系形成過程的基礎上，指出它們對殷墟文化期的歸屬以及一些典型單位的年代判斷上存在差異，而其中的一些差異又造成了它們對西北崗王陵區內14、1215號等大墓及宮廟區內乙乙十一前期、乙十二等建筑基址年代的不同認識。在兩者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基本一致的認識下考察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或可歸結為傳統年代學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資料積累的階段性、早期田野發掘技術的不足性等。翼城大河口M117號墓出土的銅簋，內有長5字的銘文，內容為器主霸伯拜受井叔贈賜而作寶簋。銘文中有不少異體字，值得研究。霸伯簋銘中的井叔很有時代性，他是曶鼎中的井叔，也就是張家坡雙墓道大墓M157的墓主人井叔釆，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周公廟遺址出土的"圓錐體中空器"是一種鑄銅工具，該類器物應屬"周系"文化因素，其流行時代早于西周早期偏晚階段?？脊刨Y料與歷史文獻相結合，對唐代女效男裝現象及其相關問題，可以獲得更為深入認識。根據服飾裝扮的不同特征，唐代的男裝女子主要分為三類：其一，完法裝扮；其二，部分效法男裝，部分保留；其三，胡服胡帽裝扮?？v向考察女效男裝在唐代各個時期的發展狀況，其產生及消長的背景和原因大概是：其一，唐代勇于進取的精神構成了時代大背景；其二，唐初大量胡人入唐是其直接原因；其三，唐人特殊的審美眼光是Zui現實的原因。唐代女效男裝，曾被視為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現，但其實這種看法并不符合史實。因為身著男裝的女子絕大多數是服務于宮廷皇室及達官顯貴的侍女，她們身著男裝完全是為了滿足主人的審美眼光，而非出自個人好惡。安史之亂以后，女效男裝現象驟然消失，盡管后世王朝宮廷中也曾出現男裝袍服的宮女甚至女扮男裝的，但其影響上顯然不能與唐代相提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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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討論河南上蔡郭莊王金鼎1號春秋楚墓出土有兒簋銘文中"洹"字讀法及相關問題。簋之時代，從其銘文字體和有關辭例，同出銅器、陶器等看，似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為宜，而非春秋早期。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目前所見兩周金文中"桓"字，或寫作" "、" "，而未見有寫作"洹"者。相反，金文和楚簡中卻有"宣"寫作"洹"的例證。因此，將"洹"讀作"桓"，謂"陳洹公"即"陳桓公"，不當，應讀為"宣"，"陳洹公"即"陳宣公"。由此可對洹子孟姜壺"洹"字的讀法重新加以審視。以往多讀"洹"為"桓"，謂"洹子"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的"田桓子"。據簋銘及清華簡《系年》等新出材料來看，壺銘的"洹"應即"宣"，"洹子"即"宣子"，而非傳統認為的"桓子"。根據清晰戈銘照片，以及銅戈的時代特征，舊釋五年桐丘令戈應為五年雍丘令戈，它與新出廿八年雍丘令戈皆是戰國中期魏惠王時期，據此可知雍丘在戰國中期已屬魏國并置縣。道晗造像碑是2世紀7年代滎陽大海寺遺址出土的一件有紀年的北魏時期的遺物，是反映大海寺創建的珍貴的實物資料。該碑出土后，未有學者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其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尚未被學界所重視。鑒于此，本文通過對該碑的研究，初步認為道晗造像碑的雕造與龍門石窟同時期作品有密切關系，應為開鑿龍門石窟的匠人所為。從而推測大海寺的創建應與滎陽鄭氏有關，而道晗造像碑的雕造則得力于滎陽賈氏。

龍山時代向二里頭時代的過渡時期，嵩山南北的地緣文化格局發生了重大變革，洛陽盆地內考古學文化產生了劇烈變化，二里頭文化的來源及其形成的社會背景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嵩山東南麓煤山類型文化孕育了"新砦期"遺存，并直接導致二里頭文化在洛陽盆地的出現，這里的聚落結構表現出對立沖突的格局，對文化交流起了促進作用，社會和文化中心的轉移伴隨著Zui早地域國家的出現。晉東南地區的長治小神遺址可以作為安陽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與河南相鄰的垣曲古城東關也處在商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晉中地區的靈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見的三棺或兩棺一槨、男女合葬的現象，決定了其與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離，他們當是沒有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當地貴族；殉人所代表的群體可能出自汾陽"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辿H1遺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呂梁山一線已經從晉中地區脫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還影響著晉中和臨汾盆地，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區文化的傳播和入侵，Zui終出現了杏花類型和浮山橋北遺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區推進排他性的占領了關中、張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區的時候，卻始終沒有占領晉中地區。商王朝對山西另一種模式的統治實踐，一直影響到周代政體的形成。

裴李崗文化強盛時對外擴張影響，將渭河流域、漢水上游和黃河中游以北地區與之緊密聯系在一起；衰敗時又東向遷徙，其文化因素深深滲透到黃河下游和淮北地區文化當中。正是由于地處中原核心的裴李崗文化的強大作用，才使黃河流域文化緊密連結在一起，從而于公元前第九千紀形成新石器時代的"黃河流域文化區"；才使黃河下游、漢水上游、淮北甚至長江中游地區文化也與中原文化區發生較多聯系，從而形成"早期文化圈"的雛形。臺北故宮博物館藏劉貫道《元世祖出獵圖》(軸)是一幅以描述元世祖忽必烈游獵活動為主題的蒙元宮廷畫，頗為，一直備受蒙元史及美術史學者關注。然而關于這幅圖像的歷史流傳過程，目前卻很少有人探討。本文從書畫流傳史的角度對《元世祖出獵圖》做了一番考證，通過將文獻資料與圖像相結合，首次指出錢宰《臨安詩集·題藩王出獵圖》、顧復《平生壯觀·元裕宗御容》及納蘭揆敘撰《益戒堂詩后集·題元世祖岀獵圖》所涉內容皆指今本《元世祖出獵圖》，這為今后研究美術史及蒙元游獵制度奠定文獻學基礎。8年廣東德慶東漢墓陶船的出土，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并圍繞陶船的類型和技術特征進行了研究。年出版的《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發表了附帶船舵的完整陶船圖片，使得細致探討其船型特征和技術細節成為可能。德慶陶船上層建筑采用三島式結構，設計合理，勻稱美觀，宮殿式的橋樓設計則反映了陶船的功能與等級；陶船軸轉舵是船舶大型化和較高操縱性的體現；甲板、大和兩端上翹的圓弧形船底結構則說明船舶有一定的結構強度和快速性。德慶陶船上層建筑、船舶屬具、主船體結構等的特征，表明東漢時期嶺南船舶在靈活性、穩性、抗沉性、快速性和強度上都有所加強，由此可以推進了學術界對東漢嶺南造船水平的認識。流散海外的小臣艅犀尊、小子卣和小子□簋同屬殷末青銅器，其銘文提及"來征夷方"、"望夷方 "與"伐夷方 "等內容，通過銘末記年及關鍵人物"夷方 "，又能和上海博物館藏甲骨系聯。本文透過三器銘文和卜辭中所見殷末征夷方內容，鉤沉帝辛十五祀征夷方過程、路線及參與人員等史實。得知此次戰役時間由帝辛十四年十月延續至十五年四月，歷時約九個月。過程為兵分二路，首先由小子 先至堇地，觀察監視夷方的動靜，商王根據回報在地做出了戔夷方的決定，并隨后率領臣屬與多侯展開征伐行動。另一方面 在上 命令小子□征伐夷方，與王師會合。由征伐途經地點來看，商王國和夷方伯可能交戰于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和山東西南之間的區域。75年，在湖北省竹山縣城北郊的胡家坡漢代墓地出土一件金帶扣，本文就這件金器的紋飾淵源與文化性質進行分析考證。通過與徐州西漢宛朐侯劉埶墓出土同類型金帶扣比較發現，左右兩件金帶扣外加一枚金穿針，才是完整的一套金帶扣；竹山出土的這件金帶扣僅為右側的一件，另外3件小型動物金扣飾，應為其附屬的綴飾，由此進一步搞清了此類型金帶扣的基本形制與使用方法。這件金帶扣的紋飾特征同北方草原文化極為相似，但可能并非來自北方草原地區，而是中原金匠在吸收草原文化因素后模作的，這有力證明了北方草原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影響。這件金帶扣的發現，為研究鄂西北漢代考古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F存于河南商丘古城八關齋的《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幢，碑文由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書丹。內容主要記述唐代河南節度使田神功的功績，以及當地人民在田神功大病初愈后為其祈福祛災的佛教齋戒活動。此座碑刻具有較高的歷史和文物價值，在我國古代佛教碑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從石幢起源的角度切入，分析《八關齋會報德記》采用石幢的原因，并對該石幢的刻立與歷史變遷進行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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