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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化進程有著各自不同的演進道路，中原地區也不例外。由于史前中原社會缺乏制作高檔品的原料和技術，貴族階層的成長因此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青銅冶鑄技術的出現正適應了這一需求，對中原社會文明化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中原社會真正進入早期國家的關鍵性的推動力量。實際上，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已經為青銅冶鑄技術的傳入和本土化奠定了基礎。二里頭文化青銅冶鑄技術的出現和發展既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果，更是中原社會文明化進程的內在需求。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M28的墓主，發掘者認為是一代芮國國君。本文通過分析、參照三門峽虢國墓地貴族墓葬的差異，考訂其墓主應不是芮國國君，而是等級略低的，或是卿一級的貴族，以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西周東都成周城位于今洛陽市瀍河兩岸的邙山與洛河之間。結構布局為"坐西朝東"、"宮城"位于"郭城"西南隅。郭城的西北部是貴族墓地和鑄銅作坊，東北部是"殷民"居住區和商業區，東南部是貴族百姓居住區，宗廟和社壇位于東西大道的左右兩側。全城按"里坊"的規劃來安置城內居民。這些問題的澄清對研究西周歷史和我國古代都城發展史，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章通過對納爾遜·艾特金斯美術館收藏的《晴巒蕭寺圖》流傳過程的梳理，發現《晴巒蕭寺圖》曾在宋代進入過內府，但之后一直隱于民間，其流傳過程不詳。直到清初，為梁清標收藏，但梁氏僅鈐蓋四枚收藏印，似未對其定名。梁死后，《晴巒蕭寺圖》后又經徐乾學、繆曰藻收藏，1841年為徐渭仁所得。該畫歸于李成名下可能始于繆曰藻，后由徐渭仁定名為《晴巒蕭寺圖》。該畫后又經沈樹鏞收藏，并在其《養花館書畫錄》中首次著錄。該畫Zui后一位收藏者林熊光于1939年在日本京都得到此畫。掛軸后由居住日本的意大利籍人士米開朗基羅·佩林蒂尼所得，并在1947年售給納爾遜博物館?！肚鐜n蕭寺圖》畫中建筑"仰畫飛檐"的畫法也與沈括對李成畫風的記載相吻合，建筑樣式前佛殿后高閣的格局、斗拱樣式、塔剎的裝飾等也具有比較鮮明的宋式建筑特色。但與畫史記載的李成畫風相比較，將之歸入李成名下似乎證據不足，盡管如此，此畫仍可以確定為北宋李成流派不可多得的杰作。43年8至11月，以王子云為團長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對唐代帝陵進行了、系統的考察，收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的文物和藝術資料，對于唐代帝陵和石雕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陵考察日記》等新發表資料的研究，初步分析了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唐陵考察活動的經過、方法、成果，并指出其在考察規模、石刻分期、資料保存、文物保護等方面的重要意義。安格爾是法國畫家、新古典主義藝術的代表。作為堅定的古典主義者，安格爾與學院之間具有深厚的淵源。一方面，學院代表了一種藝術生產的方式，通過學院體系，藝術家得以呈現自己的藝術實踐和藝術思想；另一方面，學院這一封閉的教學體系又極度依賴于安格爾所創造的藝術語言和形式。雖然安格爾尊重傳統，不斷借鑒和挪用經典的圖示，但傳統的碎片在安格爾的作品中不是一種懷舊式的存在，而是一種突破傳統和駕馭傳統的方式。安格爾尊重前輩，卻更堅守自我意識，遠離市場的嘈雜和沙龍的評判，專注于作品本身的構思和純粹的藝術概念，從而實現了一種另類的現代性。而且，安格爾的歷史畫和肖像畫構成一種社會和歷史文獻，對研究他所處的時代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把安格爾放到19世紀歐洲的語境中，通過對具體作品的分析來建構和還原一個復雜、真實的安格爾。在抗日戰爭中，作為社會精英分子的美術家們借自己的美術作品投身其中。他們走出畫室和象牙塔，組織起木刻宣傳隊、漫畫宣傳隊、戰地寫生隊，奔赴抗戰前線、深入民眾生活，通過在十字街頭、前沿陣地、展覽館等各種場所組織美術展覽會的形式宣傳抗戰，激發軍民的抗戰熱情。本文總結抗日戰爭中救國美術展覽的史實，分析其激發全民抗戰熱情的愛國主義教育作用。

漢代是我國煤炭利用的個高峰期。河南漢代煤炭利用及開采技術趨于完備，燃用技術日臻成熟，實現了多領域、廣地域、規?；_采利用；煤炭成為商品，產供銷鏈形成，開采利用產業化發展，標志著古代煤炭業基本形成，煤炭利用進入新階段；這種狀況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歷史必然。就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洛陽及周邊地區燃煤遺址的集中程度、燃用的普遍程度為全國所僅見，代表了漢代的先進水平。但煤炭的利用并未改變"以柴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有限。邾國故城遺址217年發掘的J3為豎穴圓筒形，用長方形磚和圓形陶井圈壘砌而成，出土遺物有銅度量衡器、陶器和鐵器。此次發現的新莽時期銅度量衡器為首次科學考古發掘出土，地層關系明確，共存文化遺物豐富，獲取的資料完整，為進一步探討新莽時期度量衡制度等相關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15年5～8月，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四臺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清理了四座半地穴式房址，出土較多陶器、石器、骨器等遺物。該遺址的早期文化遺存從新石器時代中期早段延續至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內涵豐富，文化特征明顯，對研究本地史前考古學文化面貌及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關系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明代洛陽福王府是明神宗朱翊鈞第三子朱常洵的藩府，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陽，福王府毀于大火，至今其舊址僅存一對漢白玉石獅。5年5月洛陽民俗博物館從洛陽老城東大街，又征集到一尊明代漢白玉彩繪石獅。1年，天水市博物館與西安文物保護研究中心(現陜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對1982年天水市石馬坪出土的石棺床進行了科學保護，同時發現了該具石棺床的一些新信息。其中部分信息與1992年發表于《考古》雜志的《天水市發現隋唐屏風石棺床墓》一文內容不相一致。本文即根據這次保護所揭露出來的新信息，結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對天水這件石棺床作進一步的探討。

賈蘭坡先生提出華北地區舊石器存在分別以大型石器與小型石器為特征的兩大文化傳統。本文通過對華北地區主要的舊石器遺址和地點文化特征的總結分析，發現石料的分布和兩大文化傳統的分布是完全重合的。所以，這種大小石器的分布區域不是文化因素的結果，而是自然資源(石料)分布差異的結果。所謂華北舊石器兩大文化傳統，是在受到原料制約的情況下自然產生的文化面貌。長江中游地區商時期考古學文化演進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早商二期時商文化在長江中游直接分布或間接影響著各區域文化的發展；早商三期至殷墟一期是商文化趨于消退、土著文化逐漸興起的文化整合階段；殷墟二期至周初，這一時期長江中游區域文化得以迅速發展，并產生了具有地域特征的青銅文明。9~21年，對贊皇縣西高北朝趙郡李氏家族墓地進行了發掘。其中M52為長斜坡墓道磚筑單室墓，由墓道、甬道、擋土墻和墓室組成。隨葬品主要有陶器、瓷器、銅器和石墓志等。據墓志可知，墓主為北魏趙郡李仲胤及其夫人河間邢僧蘭。該墓年代清楚，墓主身份明確，為研究北朝墓葬等提供了重要資料。1年，廈門大史系考古專業等對福建省建甌市東峰村春坑口、牛頭山、九郎柯等墓地進行發掘，清理西晉、南朝時期墓葬24座，墓葬有土坑墓和磚室墓，出土遺物有青瓷器、釉陶器、鐵器、陶器、銅鏡和滑石器。這些墓葬的發掘，為研究閩北地區古代歷史、尤其是建溪流域六朝時期南遷福建的漢人移民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8年，在撫順市劉爾屯墓地搶救性發掘了21座墓葬，包括磚槨墓、磚室墓、瓦棺墓、甕棺墓等不同形制。隨葬品以陶器為主，還有少量筒瓦、銅錢等。墓葬的年代屬于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早期和東漢末至曹魏兩個時間段。此次發掘為研究本地區中下層居民墓葬的發展和演變，及其與中原地區文化的聯系提供了新的資料。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是我國北方草原地區的土著文化之一，其以豐富而形象的動物紋聞名于世。本文選取若干動物紋樣，藉以說明北方草原先民崇尚力量，追求勇猛和剛健的審美。大金故進義校尉焦君墓志銘現存于河南省孟州博物館。據墓志記載，墓主焦珪生于北宋末年，自父輩從澤州晉城遷至河南濟源，后勤學苦讀終成為學者。焦珪的事跡不見于史載，但他一生致力于教授鄉里，得到了焦作地區人民的擁戴，促進了金代焦作地區基層教育的發展。此墓志對研究宋末金初儒學的傳播狀況、金代選官制度、金代中原地區漢人的喪葬習俗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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