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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漢簡是研究漢代邊塞屯戍的珍貴資料。本文搜集考察西北漢簡中涉及到的漢代邊塞屯戍官吏士卒日常生活中所用各種居室什物，并依據簡文試圖對這些的形制、價格、來源等進行探析。所謂"居室什物"，主要是指包括家具、炊具、餐飲用具、盛貯器、游戲等等在內的各類日常生活器物。通過傳世文獻、出土考古實物與西北漢簡相互印證，不僅可以考察漢代邊塞屯戍官吏士卒的日常生活器物，同時還可以借此更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些器物以Zui基本的日常生活器物為主，實際上大多也是漢代普通民眾日常生活器物，所以也可以與漢代內郡出土器物互相參照，從而進一步了解漢代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豐富我們對漢人物質生活的了解。日本杏雨書屋藏有6件唐代宮廷寫經。通過考察這批資料，可知宮廷寫經系批量裝潢，每卷題記都是由書手先寫上去，裝潢完成之后，并無專人再進行檢查；《金剛經》的抄寫時間Zui早為咸亨三年(672年)五月十三日；《金剛經》校對者都是書手，而《法華經》校對者既有僧人，也有書手；太原寺寺主由慧立易為慧德，具體時間應在儀鳳二年(677年)正月至五月之間；《法華經》卷第四中品題作"妙法蓮華經持品第十三"，而《大正新修大藏經》中卻作"妙法蓮華經勸持品第十三"，二者有所不同。在磨溝齊家文化墓地共發掘墓葬346座，以豎穴偏室墓居多，也有部分豎穴土坑墓。豎穴土坑墓多為單人葬。豎穴偏室墓以單偏室居多，多為合葬，也有少量單人葬。隨葬品多為陶器，還有部分工具和裝飾品，隨葬陶器明顯可分為兩組。此墓地的發掘，為齊家文化及其埋葬習俗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資料。89～199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孝民屯東南地發掘了132座晚商墓葬。這批墓葬以小型墓為主，具有"成片分布"的特點。大部分墓葬出土隨葬品，墓葬時代為殷墟文化第四期。這批墓葬的發掘，是了解孝民屯村及其附近商代遺存不可缺少的資料。7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范家莊東北地發掘了兩座商代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出土遺物有銅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和貝等。其中M3的年代屬殷墟文化第三期，M4為第二期偏晚階段。M4內隨葬品的擺放及兩套陶觚、爵的出現，均對分析殷墟時期墓葬提供了新的資料。3年對銀梭島遺址的發掘，確認該遺址為典型的貝丘遺址，發現的遺跡有房址、灰坑、火塘、石墻、木樁等，出土有陶器、石器、銅器等。根據地層堆積和出土遺物等將遺址分為四期，年代分別為云南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青銅時代的早期和青銅時代中晚期。該遺址的發掘建立了蒼洱地區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3～24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小屯西地發掘了一座帶兩條墓道的大墓M1。墓室為長方形豎穴土坑，隨葬品有陶器、銅器、漆器、玉器、石器、骨器、牙器和蚌器等。M1的時代為殷墟第四期偏晚階段。M1的發掘，為進一步探討小屯宮殿宗廟區及其附近區域的布局提供了重要的資料。6年，在偃師市吳家灣村發掘了一座東漢晚期墓葬。墓上的圓形封土已被夷平，有長斜坡墓道，為橫列前堂式的小磚券頂多室墓。隨葬品包括陶、銅、鐵、石器等。此墓位于洛南東漢陵區陪葬墓群的邊緣，它的發掘對認識東漢帝陵的布局、范圍，以及陪葬墓的等級和墓主人身份等，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4年4月，徐州博物館對江蘇徐州市區西北大孤山北麓的大孤山二號漢墓進行發掘。該墓為石坑豎穴洞室墓，豎穴底部有一地位稍低的合葬者，洞室位于豎穴西側，內葬二人。隨葬品較豐富，有陶器、銅器、漆器、玉器、鐵器、龜鈕玉印和銅印等。大孤山二號漢墓的時代應為西漢中期，墓主應為級別較高的官吏。6年和28年對遼寧長海縣小珠山遺址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22余平方米，發現8座房址、1個灰坑、1座野外灶址和數十個柱洞。出土遺物以石器、陶器和骨器為主。小珠山遺址可分為五期，其中陶器演變特征Zui為明顯。該遺址的發掘，為進一步研究遼東半島新石器時代文化內涵提供了新資料。本文在陶倉樓類型劃分基礎上，認為河南漢墓出土的陶倉樓至西漢晚期在豫中地區首先出現，為二層帶腰檐建筑。西漢末至東漢早期此型陶倉樓向高層發展，區域由豫中擴展到豫北地區。東漢早期豫西、豫西南地區出現二層無腰檐陶倉樓。這時期河南陶倉樓數量和式樣增多，分布范圍廣泛。東漢中期為陶倉樓繁榮期，豫北地區出現帶附樓的院落式陶倉樓。東漢晚期各區域陶倉樓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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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戰國時期的典型器物，山字鏡自出土以來便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山字鏡上面的"山"形紋飾不是山的象征，并非以字代形，更不是以形代字；山字鏡也不是"楚伐中山"的紀念物；"山"形紋飾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幾何圖形，但是實際上應是"火"字或者火的形象，山字鏡實則是火字鏡。遷安萬軍山三世佛造像碑具有中印度藝術風格，其原型可能是浮圖澄攜來的。筆者經考證認為，該處建寺立碑是遼西鮮卑大單于段波(段末杯)于33年前所造。這是Zui早的野外大型佛教造像，極為珍貴。在二里頭遺址圍垣作坊區發現了一條近南北向的夯土墻垣(Q7)和墻垣兩側的路土遺跡。墻垣可能建于二里頭文化第二期，使用至第四期早段。道路的年代為二里頭文化第三期至第四期早段。結合歷年的發現，推測墻垣為圍垣作坊區的西垣或西側另一區域的東垣，道路為墻垣存在時期的附屬設施。11年6月至213年5月，鄭州大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等對滎陽官莊遺址進行發掘，發現了一座大小城南北相連、帶有多重環壕的周代城址，揭示了城壕、城墻、小城南城門和相關建筑。官莊城址的發現對研究周代鄭州地區封國、鄭國東遷等歷史問題，以及建立鄭州地區兩周時期考古學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義。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一張仲尼式琴，造型古樸，斷紋多樣。龍池內朱書楷體八字："紹興三年馬希仁制。"后髹黑漆，在紅外攝影下，琴名與篆印顯現。琴背項部四字草書琴名："萬壑松風。"龍池與雁足間方形篆?。?御書之寶。"以形制、用材、工藝、斷紋、腹款等判斷，"萬壑松風"琴應為南宋制作。南宋"萬壑松風"琴的發現，打破已有定式，證明"馬希仁制"琴橫跨兩宋，并為馬希仁的生平增加了一條重要的解注。西周東都成周城位于今洛陽市瀍河兩岸的邙山與洛河之間。結構布局為"坐西朝東"、"宮城"位于"郭城"西南隅。郭城的西北部是貴族墓地和鑄銅作坊，東北部是"殷民"居住區和商業區，東南部是貴族百姓居住區，宗廟和社壇位于東西大道的左右兩側。全城按"里坊"的規劃來安置城內居民。這些問題的澄清對研究西周歷史和我國古代都城發展史，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鄧國銅器以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比較多見，其形制、紋飾及銘文均有濃厚的中原文化特色。文獻記載中稱鄧君為"鄧侯"，銅器銘文亦顯示鄧于周初后長期稱"公"，可見鄧國的地位與實力。楚雖于春秋早期兼并鄧國，但并未使其絕祀，而是被降為附庸存于楚境。這一史實，有助于加深對上古社會從分封制到郡縣制轉變過程的認識。7年9~12月，鄭州大史學院考古系等對牛牧崗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以及東周、西漢等時期的遺存，其中以龍山文化遺存Zui為豐富。龍山文化遺存遺跡有房址、灰坑，遺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該遺址的發掘，為研究豫東地區古代歷史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5年8月，徐州博物館在徐州市南郊西奎山北麓清理了4座西漢時期同穴合葬墓。其中MM1為石坑豎穴墓，豎穴底部并列葬二人；MM12為石坑豎穴洞室墓，豎穴底部及洞室內均葬有人。墓葬雖遭盜擾，但仍出有陶器、原始瓷器、銅器、鐵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墓分布較為集中，應為同一家族墓葬。1年4~5月，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孟津縣上店村清理了1座唐代土洞墓。墓葬由墓道、過洞、天井、壁龕、甬道、墓門、墓室等組成。壁龕內出有較多盛唐時期的彩繪騎馬俑、立俑和陶豬、狗、馬、牛、雞、羊等遺物。該墓葬的發掘，為研究洛陽地區盛唐時期大型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組合、制陶工藝等提供了實物資料。


唐章懷墓墓道東壁《客使圖》壁畫中戴鳥羽冠使者的身份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基于不同視角和理論范式下的高句麗說或新羅說均有理論指導意義。在唐高宗時期的朝鮮半島地緣構筑和唐羅關系的大背景下，筆者以章懷生活年代和陪葬乾陵的建造時間為大框架，以這一時期唐代皇室爭權斗爭為參照，分析其生活中關系密切的人物與重要事件，探析他參與唐羅事務的可能性及途徑；同時比對這一時期新羅與唐朝關系的動向，梳理入唐新羅使者的情況及活動軌跡，再與現存遺跡遺物進行交叉比對。認為與章懷關系密切的人中，尚書左仆射兼賓客劉仁軌和新羅使者金仁問對唐高宗和章懷的朝鮮半島策略頗有影響，由此提出戴鳥羽冠使者可能來自新羅皇室，還可能與多次往返唐羅之間、長期居于唐朝、對唐羅關系產生重要影響的金仁問有某種關聯。晚清以來，美國新教在華南積極拓展傳教事業，與當地社會牽涉日深，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領事對其轄區內的教士負有保護職責，相關教務教案便成為廣州美國領事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時至庚子前后，美國提出"門戶開放"，以保全居功，廣州美國領事標榜對華"親善"，活動更趨積極，不僅與兩廣地方當局密切配合以保護教士，從而奠定雙方教務事宜之合作基礎，更借此推動出臺《兩廣教務章程》以限制法國對的庇護，抗衡法國在華南之勢力。在中美關系陷入低谷時，美國領事利用自身職位，借助連州教案為其施行的"炮艦政策"鼓動輿論，預設調查立場，罔顧調查事實，苛刻索賠，盡顯主義本色。上述行動以起伏的中美關系為背景，領事在其中發揮著極大的推動作用，并對近代中美關系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晚笑堂竹莊畫傳》是清初畫家上官周編繪的人物像傳，是明清以來重要的人物畫譜之一。是書自1743年刊行以來，至年間，經多次覆刻、翻刻或影印，傳世版本多達十余種。由于早期版本未見標注雕版年月、單位、刻書家姓名等"刻本牌記"，學術界至今尚未對版本進行考證和認定，導致各館藏單位標注為"1743年刊本"或"原刻本"的《畫傳》版本不一，有的甚至將傳世數量較多的第三代翻刻本定為"善本"。本文從各館藏《畫傳》中采集建國以前不同時期的版本樣本，運用文獻學、版本學、圖像學的方法，進行綜合比較分析，試圖考證《畫傳》早期版本刊行的大致年代，確定初刻本，厘清各版本的演變順序。本文主要討論河南上蔡郭莊王金鼎1號春秋楚墓出土有兒簋銘文中"洹"字讀法及相關問題。簋之時代，從其銘文字體和有關辭例，同出銅器、陶器等看，似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為宜，而非春秋早期。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目前所見兩周金文中"桓"字，或寫作" "、" "，而未見有寫作"洹"者。相反，金文和楚簡中卻有"宣"寫作"洹"的例證。因此，將"洹"讀作"桓"，謂"陳洹公"即"陳桓公"，不當，應讀為"宣"，"陳洹公"即"陳宣公"。由此可對洹子孟姜壺"洹"字的讀法重新加以審視。以往多讀"洹"為"桓"，謂"洹子"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的"田桓子"。據簋銘及清華簡《系年》等新出材料來看，壺銘的"洹"應即"宣"，"洹子"即"宣子"，而非傳統認為的"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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