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豫之門》藏品鑒定、出手、上請詳詢組李總監


大唐開國一等功臣秦瓊(字叔寶)聲名煊赫，但兩唐書之傳紀則惜墨如金。其祖、父及子、孫輩信息一概闕如。以秦晙墓志與此前五方秦氏家族墓志比照，可排出其數代家族世系，這對兩唐書具有補遺的作用。秦晙墓志之書者洛陽"大福先寺沙門湛然"，亦曾為其他葬于洛陽一帶的四位墓主書丹墓志銘(或兼撰文與篆額)。但《洛陽新獲墓志》等多種著錄，卻將籍貫漢陽之"洛陽大福先寺沙門湛然"，誤認為是籍貫晉陵荊溪且一生從未到過洛陽的"天臺宗九祖湛然"。對此，當應加以辯證。石峁遺址發現了石砌城墻以及城門、墩臺、角樓、"馬面"等附屬建筑。城址由"皇城臺"、內城和外城構成，面積超過4萬平方米，系國內已知的龍山時期至夏時期城址。外城東門址包含內、外兩重甕城、砌石夯土墩臺、門塾等，出土了玉器、壁畫、石雕和陶器等龍山晚期至夏時期遺物。石峁遺址對研究文明起源有重要意義。臺藏塔遺址是目前新疆境內保存較好、體量的唐至高昌回鶻王國時期的單體佛寺遺址。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發掘，共清理臺藏塔佛塔1座、墓葬2座。臺藏塔為一座平面呈"回"字形的方形佛寺遺址，由塔身、外壁佛龕等構成。兩座墓葬均為斜坡墓道洞室墓，隨葬器物有陶器、金器、銀器、銅器等。吉祥天母為藏傳佛教"八仇兇神"之一，屬于出世間護法神，是諸神中與大黑天并列的重要女性護法神。由于與的密切關系，清代有大量的造像實物存留。國家博物館近期收藏了一尊具永樂款的吉祥天母造像，樣式為一面四臂，有摩羯首空行母持韁繩馭騾，與清代流行的一面二臂像式完全不同。為此筆者考察了現今存留的主要吉祥天母像，并試圖對其造像樣式作的梳理。本文在討論廣西平南六陳鎮漢代冶鐵遺址群"碗式"煉爐的爐形、性質、冶鐵生成物及冶煉技術特點的基礎上，提出廣西的"碗式"煉爐的起源與世界其他地區"碗式"煉爐的起源途徑相同，是西亞地區"碗式"煉爐對外擴散的結果，其傳播線路是沿印度洋經由西亞、南亞、東南亞傳入。12年，阿敦喬魯遺址發掘了3座大型建筑遺跡和9座石板墓。出土了陶器、石器、銅器以及包金銅耳環、石人等遺物。遺址與墓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間，屬于青銅時代早期。這批材料對揭示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面貌、探索新疆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及與亞歐草原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線索。


蘇東海先生曾任博物館陳列部主任，是的博物館學研究專家，致力于博物館哲學和博物館發展的研究。此次訪談主要圍繞"國家博物館歷史的研究"這條線索，內容涉及"國家博物館簡史"和"國家博物館百年展覽研究"的指導思想、寫作原則、歷史分期，陳列工作的經驗，"展覽策劃"概念的演變，"陳列"和"展覽"的區分等方面。Zui后，蘇東海先生從自己的角度談了對國家博物館展覽業務的期望和對國家博物館的發展寄予的厚望。在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內的石墻底部地面上發現壁畫殘塊近2塊。石峁壁畫由顏料層、白灰層和草拌泥層構成，所用顏料有鐵紅、鐵黃、綠土和炭黑四種。石峁壁畫在制作工藝和繪制技法上均與漢唐壁畫較為相似，表明早期壁畫的制作工藝至遲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已基本確立，后期壁畫不過是繼續沿用和豐富而已。博物館與圖書館作為人類知識的儲藏、研究、保護、教育機構，從它們產生的那天起就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聯系。從希臘的柏拉圖學園、呂昂克學園，到埃及的繆斯神廟，人類Zui早的博物館與圖書館應是合而為一的。對收藏物的研究和以圖書形式對研究成果的保留，決定了博物館與圖書館之間的關系不僅是兩個機構的關聯與結合，而且是人類認知世界的方法的兩種基本形態的邏輯勾連。但從其發展的整個歷程看，兩者經歷了從合一到分體再到共享、融合的一個過程。如今基于信息技術下的博物館與圖書館的現代融合正在為知識教育和研究打開新的服務通道。多友鼎以其長篇銘文和豐富的內容，成為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史料。筆者經考證認為，金文"廣伐"一詞為專用貶義詞，并非指戰爭規模，而是專指外族或敵方對周的"侵犯"、"進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鄭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將，研究者對于金文人名與文獻人物的比較研究存在較多亂象，筆者認為金文鑄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間的考證也不適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銘文分別記載戰后周王對武公的賞賜以及武公對多友的賞賜，是西周嚴格等級制度的反映，也體現了西周賞賜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銘文所記京師、楊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據新出尚父簋認為其地在山西新絳，筆者認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楊侯長父，故其觀點不能成立，且京師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鎬京。多友鼎銘文所記京師和楊冢的地望，只能在陜西豳地。2年連云港海州區雙龍村西漢墓M1出土名謁M1︰3，整理者釋作"孤子曰平侯永"。本文考證"曰"字當釋作"西"。西平侯永，即見于《漢書》的西平侯于永，為西漢宣、元時期丞相于定國之子。名謁中于永自稱"孤子"，顯然是在其父去世不久。據史載，于定國死于永光四年(前4年)，子于永繼承爵位，當時尚不滿3歲。又據考于永嗣侯位2年即薨，《外戚恩澤侯表》記為"二十四年"誤，"四"當屬衍文。如此，M1︰3名謁可能出現的時間為公元前4至前2年。又同墓所出另一枚M1︰29名謁記載"弘農太守匡"，據考即見于《漢書》的張匡。此人在河平四年(前25年)任太中大夫時上書"陳日蝕咎"，升擢弘農太守在此后。因此M1︰29名謁可能出現的時間為公元前25年之后。綜合兩枚名謁提供的信息，M1的下葬年代可以確定在公元前25至前2年之間。新成立6年來，考古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學科體系逐漸完善，考古隊伍不斷擴大，專業素質顯著提高，理論方法豐富多樣，重要發現接連不斷，研究成果數不勝數，對流日益活躍。一系列的豐碩成果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認識，考古學正在迎來發展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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