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是北方地區制作白瓷的重要窯口。9-21年的定窯考古發掘，除了出土大量各時期的瓷器和窯具以外，還在作坊區、灰坑等處出土了一系列制瓷原料。本文利用X射線熒光波譜法、X射線衍射法、Rietveld全譜擬合物相定量法分析了與制釉相關原料的元素組成及物相，并采用高溫加熱實驗觀察燒后樣品的顏色和耐熱性能。分析結果表明定窯考古出土的制釉原料有三種：硅質原料、鈣質原料和高嶺土原料，并根據化學成分得到了定瓷釉的理論配比。定窯配釉也使用了"釉灰加釉石"的方式，與文獻記載的南宋景德鎮和明代龍泉地區相近。定窯的此種配釉工藝可能在北宋晚期就已存在，從而把"釉灰加釉石"的配釉工藝提前到北宋晚期。北京西直門外大慧寺大悲殿內現存一堂佛教造像：殿內中心位置的主尊是千手觀音菩薩立像，其旁有童子和龍女像，其前有兩尊對稱的協侍菩薩立像；殿內北壁及東、西兩壁下共有彩塑造像28尊。為了研究這批造像組合的性質及其所表現的思想文化內涵，就需要先確認它們各自的準確名號。經查，這批造像中有多尊造像存在著同一尊造像的名號與以往公開的材料中并不一致的問題，而且鮮有專門的定名研究成果進行說明，現有的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本文希望通過進行文物鑒定工作來確認各尊造像的身份。文物鑒定包括鑒別真偽、確定時代、確定名稱等。在文物鑒定中會廣泛的使用"標準器比較法"，但在使用這一方法的時候需要注意使用條件，即作為"標準器"的參照物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諸多因素。本文以北京大慧寺的28尊彩塑為例，在探討文物定名的同時一并淺談使用"標準器比較法"時需注意的一些問題。通過研究，本文認為大慧寺28尊彩塑是二十諸天像與天龍八部像的組合。河北省唐縣南放水遺址26年進行的發掘中發現了夏、西周和東周三個時期的遺存。夏時期遺存的文化特征多元。西周時期遺存的年代為西周中期至晚期。東周時期遺存屬于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本次發掘為認識西周時期周人與商遺民的關系，解讀冀中平原北部地區西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演進和特征等具有重要意義。"二次"失敗后，孫中山在日本重樹黨幟，成立了中華黨，并于1915年發行債券，籌措經費用以反對袁世凱，規復共和，發動"第三次"。債券面值分為壹千圓、壹百圓和拾圓三種，主要發行對象為聚居于南洋和美洲等地的華僑。本文結合國家博物館館藏債券和文獻資料，就債券的發行與相關問題進行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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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藝圖》全名《桐城姚石甫先生揚州談藝圖》，是清代道光年間江陰畫家吳俊為時任揚州兩淮鹽運使的姚瑩所繪。畫作內容為姚瑩在庭院中與十余位朋友談學論道的場景，所繪人物及背景皆十分工整。在姚瑩自撰的后記中一一提到了畫中各人物，有張際亮、李兆洛、劉寶楠等，皆為當時學界名流。此畫作很好地保留下了這些名人的肖像，也直觀地反映了他們交游、談藝、論學的情景，極為珍貴。另外，卷內還附有曾國藩、李鴻章、嚴復等歷代名人的題跋七篇，其中多處提及此圖作于戰爭爆發前夕的背景，表達了有識之士對于國家危機的關切，以及幾代人對于民族振興的心愿。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本文采用X射線衍射儀、能量色散X射線熒光儀及離子色譜3種分析方法，對不同保存環境下鐵質文物中的氯含量進行了檢測分析。檢測結果表明：含氯的腐蝕產物主要以β型氧化鐵—四方纖鐵礦或可溶性氯化物的形式存在于鐵銹中。本文的調查分析還表明，室外大氣環境下保存的鐵質文物平均氯含量，其次為近海出土的器物，海水打撈鐵質文物平均氯含量，達到7mg/g以上。

《周禮》中醫生考核制度與《算數書》"醫"條的一致性，既說明這種考核制度并非純出于理想化的人為設計，又說明"醫"條用正負數概念描述考核醫生治病效果的定量標準。將秦漢簡牘和傳世文獻相結合，可以推論："醫"條的"程"是戰國時秦國(至遲到秦代)的法規，《周禮》中的醫事制度可能早于戰國時期?？己酸t生的法規中出現先進的正負數概念，是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學術環境與依法治國的需要相結合的結果。淮陽"泥泥狗"的色彩應用以黑色為底色，以青、赤、白、黃為飾，五色對比鮮明卻又不失和諧，體現了我國古代工匠的藝術智慧。這五色與我國傳統美學中的"五色觀"相呼應，反映出一定的藝術內涵與文化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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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唐代青玉兔形鎮與唐墓出土以及清宮舊藏的幾件唐代肖生玉對比，可管窺唐代圓雕肖生玉器的時代特征。洪洞英山雜劇圖是一幅線刻七人雜劇圖，位于山西省洪洞縣左家溝鄉英山的舜帝廟里，對研究北宋前期的雜劇形態具有重要的價值。英山雜劇圖內容為二雜劇色作場表演，兩側為樂部教坊鼓色、笛色、歌板色、杖鼓色、篳篥色。教坊鼓色、篳篥色，頭部均戴諢裹，推斷應為雜劇演員，真正的身份很可能是雜劇行當中的副凈、副末，在其搬演的劇目中無需演出時，兼職司樂。笛色頭戴東坡巾，也可能是兼職司樂的雜劇演員，在正雜劇的演出中有可能是職司引戲或者末泥的行當。本文以靜態的畫面作為基點，復原英山雜劇演出的動態過程，認為英山雜劇圖表現的應是正雜劇演出之前的"艷段"，情節簡短，所需演出腳色少，副凈、副末等主要腳色行當尚未開始演出任務，又因"路岐"劇組的規模有限，故而在"艷段"中兼職司樂伴奏。這個簡短的艷段演出完畢，再行搬演正雜劇。55年，在山西省榆次市蘇村發掘了明晉裕王墓，墓主人為第十一代晉王朱求桂。該墓的發現對于認識明末社會、厘清晉藩王世系，以及訂正《明史》等文獻記載中的一些謬誤具有重要價值。長期以來，該墓的材料都沒有得到詳盡披露。本文在整理出土材料的基礎上，從墓葬形制、建筑構件、隨葬器物等幾個方面對該墓進行了簡要報道，并對墓志內容作了一定程度的解讀。依據墓志并結合文獻討論了三方面的問題：其一，解讀朱求桂家世以及朱審烜的命運；其二，以晉裕王為切入點探討晉藩王對明代禮制的遵循；其三，對晉藩王陵兆域進行梳理，在整理其分布地點與范圍的基礎上，簡要分析了晉藩王陵與同在山西境內的代藩王陵、沈藩王陵兆域的異同。宋代中原北方地區雕磚壁畫墓壁畫涉及大量女性題材。開芳宴圖與交租納貢圖反映了女子在家庭中掌握著治家的權力。人們借助女子與內室的緊密關系，利用婦人啟門圖這一藝術形式打破皮墓葬空間的局限，以表達墓室未盡之意，模仿生人住宅前堂后室這一建筑格局，婦人所啟之門也就應為內室之門。繁榮的商品經濟為中下之戶的女子提供了家庭外的生存空間，開芳宴圖、庖廚圖等場景中都能看到她們的身影。1年5月至8月，國家博物館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合對山西省東南部濁漳河流域進行了階段的考古調查，重點調查西周之前的各時期遺址。調查采集了大量標本，積累了豐富的資料，為深入了解晉東南地區的早期文化面貌和把握各文化的空間分布狀況提供了重要線索。龍門東山擂鼓臺發現的一例佛足跡圖像碑，與目前國內發現的數例同類遺物相比，特點鮮明：一是時間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體量大，分別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組合安裝，且保存狀況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圖像布局特殊，千輻輪位于前掌中心而非整個腳掌中心；五是圖像內容簡化，不見趾尖蓮花、萬字符和腳掌劍、魚、滿瓶、海螺等物，較之四川眉山法寶寺僅刻出輪、魚的形式又顯復雜；足跟間連接二足的雙弧線亦不見于其他諸跡；六是佛足跟部兩側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為目前所發現的同類圖像中所僅見。這一材料的發現，豐富了相關題材的研究內容，并提出了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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