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出土青銅器銘文的制作方法，可分為鑄銘和刻銘兩大類。鑄銘占絕大多數，刻銘極少。鑄銘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銘、芯作銘和范作銘等三種形式，以模作銘為主。刻銘出現于殷墟四期，目前雖然只發現4件刻銘銅器，但其意義重大，不僅把青銅器刻銘的歷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為研究青銅器銘文的制作技術，尤其是刻銘技術，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山西絳縣橫水、翼城大河口兩處周代墓地為近年商周考古的重大發現，學術界對其性質認識尚不一致。文章從考古角度出發，結合出土文獻與歷史文獻，分別從兩處墓地的文化特征、存在時間及所處地域等方面，對其性質進行了深入探討。作者認為，這兩處墓地應隸屬于晉國的"懷姓九宗"中的兩宗，其墓主在商末與商王朝關系密切，周滅商后被周王賜予叔虞，目的是更好地對其進行管理。及至春秋初年，其在晉國嫡庶之爭中力助嫡系，后為庶系所滅。9年秋在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銅山牌發掘的冶煉遺址，發現了煉爐、灶、半地穴房址、灰坑等遺跡，以及大量煉渣堆積和陶、瓷器殘片，是皖南地區首次發掘的唐代冶銅遺址，為研究該地區唐代冶銅業提供了實物資料。96年初，扶風縣徐家河村發現西周墓葬群，出土文物18件。本文對徐家河出土文物進行了簡要介紹。這批文物的出土為我們進一步了解周原遺址的范圍、遺址分布情況提供了重要信息，同時也為研究西周、車馬器、生產工具的發展演變過程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洹北商城的發現，解決了武丁以前盤庚、小辛、小乙遷住地的疑問。"盤庚渡河南"中的"河"我們認為應是漳河，非黃河之南，應是黃河之北。"盤庚渡河南"中河南之地，與"盤庚遷殷"中殷地之地，二者絕非兩地，實地望同指洹北商城。"闕"是我國古代王都宮門或者城門之前的裝飾建筑形式，是懸掛法令之處。闕Zui早出現在西周，直至春秋時期，只有周王室與魯國的城門之前才有這種形式。戰國時期，"闕"成為各個諸侯國都城門之前的建筑。戰國中期，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年)，商鞅按照魏闕的樣式"筑冀闕、宮庭于咸陽"。冀，先秦時期指晉南；文中所說的"冀闕"就是立在魏國舊都安邑宮門之前的闕。從此我國古代的"闕"又有"冀闕""魏闕""象魏"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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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人類的大多數社會行為而言，自然界的物候特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因此，通過古代圖像描繪事物的某些物候特征來對該圖像的歷史屬性進行判斷或，或許要比單純依靠傳世文獻更加令人信服。根據對宋代氣候的既有研究，《清明上河圖》創作時期的汴京氣溫比今日開封同時期低1℃左右，基于此，我們可以對12世紀初汴京在清明時節的物候特征作出大概的推測，并與《清明上河圖》所繪植物和動物的特征進行比較，由此進一步論證該圖所繪是春景。本文以《清明上河圖》中所繪植物為重點分析對象。一方面，在對《清明上河圖》的既有研究中，植物研究是比較薄弱的；另一方面，植物的物候特征更為突出和穩定，因此更加具有代表性。8年，北京大史地理與古地圖研究中心組織了對張家口地區十余處古代城址(亦包括與張家口相鄰的山西幾處古城址)的踏勘和考察，在此基礎上撰成此文。文章對桑干河流域的山川河流分布、地貌特征、歷代交通路線、城址的外部形態、平面結構、選址特征以及與周邊地理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了敘述和分析，并指出：由于桑干河流域半農半牧地區的地理特征，導致在歷史時期多次發生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使得在不同時代由不同民族、不同統治集團所主導的城市建設，具有迥異的風貌。即使是同為中原農耕王朝的漢、唐、明三代，山后地區的城市選址也各有特色。概括而言，漢代的城址，多位于較大河流的河流階地之上，周圍開闊而城址規模較大；而唐代的廣邊軍、懷安縣等城址則選擇于山間小盆地中，周圍地勢狹隘；明代城址規模宏大，但多靠近邊境與邊墻，與漢代相比，則更多地從軍事角度著眼。這一差體現了城址選擇機制中的人文因素。通過對《魏書》與大興安嶺嘎仙洞記載的祝文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北魏這次祭祖很少出現鮮卑文化信息。這說明太武帝時期，漢文化的崇拜天地的精神信仰，已經占據北魏朝廷的主流地位，甚至從"天陽地陰"與"先祖先妣"的配祭禮制的一個側面可以看到，南郊祭天與西郊祭天已經開始出現逐漸匯流的歷史趨勢。山東滕州漢畫像石館藏有一塊疑似早期佛教內容的漢畫像石。本文通過對其圖像志的分析，結合山東地區其他漢畫像材料，并將其放置在漢代佛教初傳的視野中，將其初步定為"胡人禮佛"題材的漢畫像石。這一圖像與同時期犍陀羅美術中"梵天勸請"佛傳故事圖像形成可供對比研究的序列，代表了早期佛教與本土信仰和儒家信仰在魯南地區的碰撞和融合，對研究早期佛教藝術在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白崖溝遺址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15年8月調查時發現，此后又對其進行了復查。該遺址地處蔚汾河中游，面積達12萬平方米，是目前蔚汾河流域所見規模的一座龍山石城。城址依托河谷為天然屏障，在此基礎上修建圍墻，形成較為完整的城圈；城內居中位置的臺地附近發現數層石砌護坡，溝谷兩側臺地上分布大量房址，居住面流行繪制黑色地畫。該遺址與蔚汾河下游龍山晚期的碧村遺址相距約4公里，兩者也是龍山時期該區域規模較大的兩個聚落，且時代存在一定的相繼性，這為進一步認識蔚汾河流域區域社會的發展演變奠定了基礎。"諏日"又稱"諏吉"，是古代選擇吉日的一種方術。其發源莫知其涯。甲骨文中有諏日卜辭，學界對此業已達成共識，但對諏日產生的具體時代尚有分歧。有人認為武丁時代無諏日，諏日觀念產生于廩辛、康丁時期；有學者主張武丁時代不僅諏日，且"已有日書之實"。本文贊成武丁時代諏日說，并論證了"出入、田獵、征伐"三種典型旅行諏日卜辭，指出商代諏日不分剛、柔，載籍所謂外事"剛日"、內事"柔日"完全是周人的觀念。本文不認為商代有"日書"，因為殷商和西周時代的諏日沒有脫離龜卜筮占而獨立存在，"日書"產生的前提條件尚不具備。7年8月，博物館開始在原"史陳列"的基礎上修改"黨史陳列"。此后，"黨史陳列"經過數次修改，反復審查，歷時9年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開放。年，博物館又對"黨史陳列"進行了充實和修改，直至1988年1月結束開放。梳理"黨史陳列"的修改過程，總結其經驗和教訓，對目前博物館工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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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承清末，初期電話號碼的位數多以四位數為主，同時存在三位數及含漢字的電話號碼。世紀2年代末出現了五位數號碼，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與四位數號碼并存。當時另有總機、分機運作模式。至于號碼位數增加的緣由，一是電話裝機數的迅猛增長，二是技術層面單線改雙線的促動。公共服務號碼出現于1935年，其職能以提供問詢服務為主，此外還涉及救火、救護、報警、叫醒等，號碼形式不統一，區域差異很大。"好號頭"的標準與今天不同，除簡單易記之外還要易撥，汽車租賃行業的電話號碼Zui具代表性。此外，時期對特殊意義上的"好號頭"也非常重視，主要體現在諧音電話號碼上。本文主要總結了目前有關《倭寇圖卷》的研究成果。通過比較研究《倭寇圖卷》、《抗倭圖卷》及《胡梅林平倭圖卷》的異同，探討了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倭寇圖卷原本"主要是為彰顯胡宗憲個人戰功，并從中派生出《抗倭圖卷》、《倭寇圖卷》等具有普遍意義的描繪明軍戰勝倭寇的繪畫。另外，本文介紹了戰勛圖的代表作《平番得勝圖卷》。而隨著《太平抗倭圖》為代表的其他有關倭寇題材繪畫的不斷發現，倭寇圖像研究還在繼續推進。靈圣湖漢墓(M2)整體呈"甲"字形，地上墓室為人工夯筑。墓壙近方形，四壁用木板貼護。木槨周圍有大量積砂，頂部及周邊用青磚封護。槨室為大型"黃腸題湊"建筑，由前、中、后三墓室和側室、門道、回廊、外藏室、題湊墻組成。該墓是目前發現的保存Zui為完整的大型"黃腸題湊"墓葬，是研究漢代"黃腸題湊"葬制的珍貴資料。91997年，在洛陽老城西大街東段發掘出隋唐洛陽城東城宣仁門的南門道遺址。此處門址的發現，為進一步確定隋唐洛陽城東城第二條橫街宣仁門街、外郭城上東門街的位置提供了重要坐標點。結合考古資料及相關文獻記載，可以考證出現今洛陽老城十字街與隋唐洛陽城宣仁門街、上東門街、徽安門街的疊壓關系。2年和23年，對遼寧東港市山西頭遺址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25平方米，發現房址5座、灰坑4個、灶址2處。房址中有4座為土坑半地穴式，1座為石筑半地穴式。出土遺物以石器和陶器為主。遺址的年代大約相當于中原地區的商代。該遺址的發掘，為研究遼東南地區青銅時代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抗倭圖卷》與《倭寇圖卷》兩幅畫卷在繪成，記錄了擊退于"弘治"年間來襲的日本大倭寇的戰功。畫卷中被明軍鎮壓的"弘治"倭寇船，是由大友義鎮、大內義長等在西日本具有雄厚實力的戰國大名派遣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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