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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宮廷畫家郭純于永樂二年(144年)由黃淮推薦而進入宮廷，永樂十二年(1414年)以后受到明成祖的重視和信賴，成為永樂朝Zui重要的宮廷畫家，在當時具有很大影響。他歷事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備受恩寵。永樂以后，由于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提倡，宗法兩宋院體風格的繪畫逐漸占據明代宮廷繪畫乃至整個畫壇的主導地位，郭純在這一轉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郭純能得到明成祖的寵賚和信任，除了因其謙遜淳樸、畫藝高超以外，更與其擅長金碧山水相關，而其從事金碧山水創作本身也與明成祖對這一繪畫形式的喜好與大力提倡密切相關。明代前期金碧山水畫以宮廷畫家的創作為代表，郭純的金碧山水承宋元傳統，并直接影響了此后戴進、石銳等人的創作，對于金碧山水在明代的勃興起到了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二里頭遺址的鑄銅遺存和冶金技術是早期青銅文化的重要研究對象。本文基于二里頭遺址歷年發現的鑄銅遺存，結合聚落形態的變化，探討該遺址的冶鑄點和作坊，并對鑄銅作坊的范圍、主要遺跡和年代進行討論。認為目前尚未有明確證據表明二里頭文化期存在鑄銅作坊，第二期早段的時候存在著分散的冶鑄點，第二期晚段至第四期早段，冶鑄活動主要集中在鑄銅作坊之內，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晚段以后，冶鑄點再次呈現分散的特點。鑄銅作坊的面積超過15平方米，其使用年代應為第二期早段至第四期晚段。本文對出土于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的龍山時期銅片做了X衍射分析、電鏡能譜分析和金相觀察。研究表明，銅片系銅鎳鋅三元合金，為鎳黃銅。除主要合金元素外，還含有錫、鉛、硫、砷、鐵等雜質。基體呈銅鋅鎳α固溶體再結晶晶粒和孿晶，為熱鍛或退火組織。銅片邊緣區域有較多晶內滑移線和加工孿晶，部分晶粒破碎；鉛顆粒和夾雜物有拉長變形現象。表明制作工藝為整體熱鍛+局部冷加工。銅片具有早期銅器的特征，屬原始黃銅。銅片為中原龍山時期銅器的新材質，表明中原地區的黃銅制作技術可能從仰韶時期一直延續到龍山時期。9年，敦煌博物館新獲簡牘數枚，其中有西晉封檢和漢代緝令簡各一枚，形制之完整為歷次西陲出土簡牘所罕見，為漢晉簡牘及官文書制度難得的物證，是研究敦煌西晉歷史、邊疆史地、絲綢之路南北兩道走向諸問題的寶貴史料。柞伯鼎記載伐南國、伐昏兩次戰爭。"廣伐南國"的不是周公，而是昏國。主持伐昏決戰的是虢仲，而非柞伯。"南國"為西周南畿國土，而與"南夷"有別。昏與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內外。昏原為東夷，后被周征伐，不斷南遷淮上，與淮夷共處，成為淮夷。為擴展土地、返居故地及報復周，而"廣伐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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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遺址是西周的都城周。周原鳳雛甲組基址是都城內的宗廟。根據"左祖右社"原則，甲組基址右邊與甲組基址有墻隔開的乙組基址應是社宮。新發現的位于甲組和乙組基址南4米的鳳雛三號基址，周原鳳雛甲骨文稱"天位"，金文稱"天室"，后世稱為"圜丘"，主要功能是祭天。"圜"，回也；"四方高，下"謂之"丘"。鳳雛三號基址正像四方夯土臺基高，庭院低下的"回"字形基址。庭院中長方形的鋪石遺跡是祭天的壇位。鋪石北側的大型長方體灰色砂巖立石，殘高1.89米，大部分和底座埋在地下，象征"地"。殘存的頂部平坦，頂上再加一塊黑灰色巖石，應是表示山巔之"巔"的象形，巔借為天。立石應是天與地連通的象征物。立石與鋪石組成祭天、祭地的"天位"。庭院中心的1余處踩踏面，是周王西向面對鋪石、立石的"天位"標志物祭天時所站立的位置。祭天的主要儀式是煙祀，即置牲"玉帛""珪寶"于積柴上而燒之。庭院中若干處燒紅的硬面是煙祀的遺跡。出土遺物中的玉器、綠松石片、海貝、漆器、金箔等珍寶之物即祭天時所用的"玉帛""珪寶"。出土的原始瓷和陶器即祭天所用的"陶匏"。鳳雛三號基址以南出土的車部件鑲嵌綠松石的馬車，應是天子祭天所乘的"玉路"。實驗室考古是指考古與文物保護專家協作，運用多種科技手段在室內發掘清理，并據檢測分析結果及時實施文物保護。其基本要素為發掘清理、分析檢測、保護處理、研究復原，基本理念是把文物保護工作前置于考古現場，把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熔融一體，推動考古學向更注重資源節約、科技投入、信息提取、文物保護的方向發展。西周時期的銘文有很多關于車馬器的記載，為我們研究古代車輿制度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古代的車馬采用的是"軛靷式系駕法"，在這種系駕法中，"靷"的作用極其重要。但奇怪的是，西周時期的出土文字材料中卻一直沒有關于"靷"的記載。筆者認為西周金文中有"靷"，就保存在番生簋蓋及伯晨鼎銘文中，只是以前沒有被正確地釋讀出來。本文在考釋"靷"的同時，也梳理了傳世、出土文獻中有關"靷"的記載，以明確其在車馬器中的重要性。

謝家橋一號漢墓告地策中的"郎中"，不是指主持墓主葬儀職務之人，而可能是指墓主"恚"的"昌"的官職或籍貫。其中的"虒"，應當是江陵縣丞的名字。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考古工作者于21年對淅川全寨子墓葬區進行了考古發掘，其中東漢時期磚室墓21座，出土隨葬器物55件，為研究丹江地區東漢時期墓葬的形制演變規律以及喪葬習俗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現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后陳遺址位于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重崗社區后陳村，在重崗山南側坡地的邊緣，距離縣城約1公里。遺址于213年春季由國家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館在重崗山地區進行區域系統調查時發現，遺址保存狀況較差，在213年冬季，因農民取土導致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國家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考古所對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由于破壞嚴重，目前遺址的面積僅存約2平方米，發掘所獲的遺存很難完全反映遺址文化面貌，不過可以確定其為一處岳石文化時期的遺址，文化面貌上更接近于泗水流域尹家城類型的岳石文化，也受到照格莊類型的影響。后陳遺址是在泗洪縣境內次發現岳石文化時期遺存，豐富了對蘇北地區岳石文化的認識，擴大了岳石文化在蘇北地區的分布范圍。12年4-6月，國家博物館在山西省東南部絳河流域進行了史前文化考古調查，共調查史前文化遺址23處，這些遺址涵蓋了從仰韶早期至商的各主要文化時期。其中，李高遺址出土的一批陶器標本屬于后崗一期文化，時間上屬于仰韶文化的較早階段，是該流域目前發現Zui早的文化遺物；以鮑店和柳行為代表的兩處遺址的陶器數量眾多，器形種類多樣，屬于仰韶文化中期階段Zui具代表性的文化遺物；水泉遺址出土了豐富的廟底溝二期文化階段遺物，反映出自仰韶文化結束以后黃河中游地區文化面貌的一致性在相當長時間仍得以延續；夏商時期的文化遺存發現于常金、東垴、北宋、王公莊等遺址，文化面貌較為復雜，可能是這個階段人口繁衍數量劇增、不同族群互動頻繁的結果。新出西周青銅器作冊吳盉銘文的紀年高達"三十年"，學者多定為穆王時器。本文對吳盉的器形、紋飾、銘文內容詳加分析，并聯系同一人所作的吳盤、吳方彝以及其他一些有銘青銅器，論證吳盉的年代應為恭王三十年，進一步驗證了恭王紀年應在三十年以上的假說。作冊吳從恭王后期一直活動到孝夷時期，是西周中期晚段冊命銘文中多次出現的一位史官。由吳方彝等器銘文可知，作冊吳是西周世族尹氏的宗子。尹氏宗子世襲為"太史寮"長官，在西周王朝中具有重要地位。12年將迎來國家博物館1周年，本文回顧了23年以來國家博物館所經歷的發展歷程。國家博物館組建后，在"四個相稱"建館方向指引下，研究確定了"國內、"的建館目標，提出了"人才立館、藏品立館、業務立館、學術立館"的辦館方針。遵循"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發展，國家博物館的新館建設、文物藏品建設、國博特色的陳展體系建設、公眾服務體系建設、安保體系建設和規章制度建設等方面取得了的成就，初步實現了"國內、"的建館目標。商時期的陶器、銅器、玉器呈現出不同的時空分布特點，據此可探討它們在中原與南方之間的傳播和影響模式。陶器為雙向影響，影響區域較小。有宗教、禮儀意義的銅器、玉器表現為中原對南方地區的強烈影響，其中玉器的影響范圍Zui廣。商時期器物間的這些互動促進了中原與南方文化的交融及區域文明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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