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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國博紀念學術文集》一書集中發表了百年來國家博物館研究人員的重要論文。本文依博物館的收藏陳列工作、古代史研究、古文獻研究、近現代史研究、文物研究、考古學研究、美術史研究、科技史與文物保護等門類，對書中有代表性的學術觀點一一舉例說明?！蹲髠鳌返葌魇牢墨I中記載有大量薳( )氏家族的信息，南陽浙川發現有 氏家族墓葬，楚簡等出土文獻中還包含有 氏家族及速氏(學界以為即薳氏)家族的信息。結合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并運用考古出土材料和業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對上述幾大家族作重新認識和考察，可以發現，春秋時薳( )氏家族在楚國的地位很顯赫，至戰國時開始衰敗。傳世文獻可見，薳氏即 氏。薳與 ，作為邑是不同的地名，在金文及楚簡中， 地即 地。薳與 ，作氏稱可互通。作氏稱時，在金文及楚簡中薳另作 ； 則另作 ( )、 。歷代刻帖費時費力，而在明代私人叢帖中開風氣之先的《停云館帖》，卻并列了三個版本的《黃庭經》，一個是作為對王氏法書的收錄，一個是作為文氏自家書法成就的體現，*引人矚目的是其中還包括了一個《黃庭經》殘本。這不僅體現了文氏父子對于書法傳統的鉆研與繼承、對金石趣味的體會與開拓，以及對人生幻滅的獨特見解，同時也反映了他們融入并明代中后期藝術潮流的一條獨特途徑，這是文家父子絕不亞于其繪畫成就的文化貢獻。對這個案例的探討，有助于將文氏父子三人的藝術行為加以整合，通過金石學的橋梁使文氏父子不再隔離于近乎分別書寫的書畫與篆刻領域，進而對明代藝術史產生新的認識。近年來，關于明代經典藝術史與視覺文化研究兩大研究路徑的分歧與前景曾引起過一些爭論，而本文的論題剛好連接著這兩個學術取向，一方面法帖自然屬于典型的精英藝術，另一方面對于殘本的興趣卻將傳統藝術史的視野帶向了更寬廣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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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司馬墓地是鄭州近來年發現的*為重要的一處商、周墓地，墓地規模大，墓葬排列有序，出土物豐富。通過研究，知其是一處殷人連續使用的墓地，這對鄭州地區商、周之際墓葬的研究有重要作用，對殷人如何向周人轉變也具重要意義。甘肅發現的北魏至隋代千秋圖像作為中原句芒、千秋向唐代敦煌壁畫迦陵頻伽圖像轉變的中介，更多源自它們在死后世界想象中的角色功能，而非僅為人首鳥身的組合形式。迦陵頻伽是作為佛教西方凈土思想的組成因素出現在敦煌壁畫中的，古代佛教藝術中的迦陵頻伽*早應為出現于唐初的"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是印度緊那羅形象、印度迦陵頻伽文本、敦煌唐代佛教畫工、唐代凈土信仰、中原先唐人首鳥身形象等多種因素碰撞的結果。"敦煌風格"迦陵頻伽的共同點體現在華美頭冠、伸展雙翼、修長卷尾、站立姿勢、樂舞角色、凈土場景等方面；有些迦陵頻伽在雙手合十姿勢、獻鳥獻物角色、邊飾紋樣功能等方面有所突破。"敦煌風格"迦陵頻伽在盛唐以后東進中原，出現在中原佛寺塔基地宮、佛教金棺銀槨、皇室貴族墓葬等藝術載體中。74年4月，河南省洛陽市郊區李樓公社五郎廟村七隊村民上交一批古代鎏金銅造像，據稱是農民在取土時發現，估計是一處窖藏。這批鎏金銅造像除較殘者外，基本完整者11余尊，從特征上看均為唐代之物。造像種類有佛、菩薩及天王，其中菩薩造像占絕大多數。佛像有立姿、坐姿和樹狀化佛三種。造像作樹狀，樹冠分作五枝化佛和七枝化佛，每個化佛頭頂部有一尖頂狀飾物。菩薩像形態較多，有立姿和坐姿，左手舉柳枝和右手舉柳枝之分，背光形式為蓮瓣形，但又有實心、空心以及周緣有突結等變化。天王像僅一件。洛陽唐代銅造像以往在墓葬或遺址中有零星發現，但一次發現鎏金銅造像數量達百余尊，在洛陽還是次，在全國范圍內也是極少見的。無論是佛像還是菩薩、天王，均與洛陽所見唐代造像風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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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博棋局、日晷、銅鏡上共有的TLV紋從何而來，一直以來聚訟紛紜。本文系統整理考古出土的六博棋局，依據圖案加以歸納，并進行歷時的排比，以考察演變的過程，并認為TLV紋是六博棋局發展到西漢時代的樣式，出現年代不早于戰國末年。
在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中，發現了多片大西政權冊封妃嬪金冊，這是目前僅見的大西封冊。金冊表明了大西政權建立后仿照古制建立了"九嬪"制度，但其"九嬪"名號與明代不同；同時仿照明朝建立了封冊制度，但其冊文內容多引經據典，與明代冊文風格截然不同；在封冊的尺寸、材質等方面也與明代封冊有著明顯的差別，表現出了"稽古改制"的態度。但是這些變化僅流于表面，大西政權的官制以及軍事體系等仍然基本來源于明朝。這樣的轉變表明張獻忠"改弦更張"的心態，體現了大西政權妃嬪封冊脫胎自明代制度，但又努力擺脫明朝影響的態度。同時，遺址中出水如此高等級的大西政權文物表明了大西軍在內憂外患的局勢下試圖從四川撤退、轉移財物的歷史事實，對研究大西政權歷史有重要意義。11年，在岷江河道施工項目中發現了一批文物，有各種金銀首飾、銀錠、金冊、金銀幣等，這些文物與清初張獻忠江口沉銀的歷史事件有關。出水兩片金冊，一件完整，刻有"大西大順二年"等字樣，殘缺的一片刻有"賀廷洲女賀封爾為楚王"，現藏彭山文物保護管理所。研究發現，兩片金冊鏨刻使用的工具不同，呈現的字跡特征也不相同，刻有大順二年的金冊應是張獻忠在成都稱帝時所造，另一片殘金冊可能是明朝廷頒發給楚王的封冊。使用貴金屬冊封，是明朝宗藩制宗親分封的體現。大西二年金冊含金85.1%、銀14.7%，殘金冊含金6.3%、銀35.3%、銅1.7%、鐵2.7%，兩片金冊并非純金，而是含一定量銀或少量銅的金銀合金。明代的貴金屬器飾品、金錠，并非追求極高的純度，視覺審美是黃金展現的重要社會功能，金冊與其他明代金器成分數據的特點，也與這一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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