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許昌地區發現的漢代陶器主要有熏爐、壺、耳杯、井、磨、倉、灶、奩、鼎等，類型比較豐富。本文對許昌地區現藏部分陶器進行了類型學分析，并參考相關考古發掘資料和學術研究成果，對年代進行了大致推定。綜合而言，許昌地區的兩漢陶器在形制、工藝等方面，與兩漢時期的主流文化面貌大同小異，能夠代表并反映當時的技藝特征、工藝水平以及人們的審美傾向。本文對近年來發現的應侯見工諸器進行介紹和考釋，然后通過與其他墓地所出銅器相對比的方式，對器物年代等問題進行探討。遼陽博物館館藏戰國銘文銅鼎所刻銘文初步判斷為戰國時期燕國文字，該鼎的發現為研究戰國時期行政區劃提供了有益材料。據文獻記載，華北至少有39處古代錫礦，分布于河南、河北、山東、山西與陜西。因此，不能排除商代在華北獲得錫料的可能性。此外，內蒙古與新疆產出許多錫礦，而鄰近的阿爾泰山、葉尼塞河谷地以及七河地區，均有豐富的錫礦，其中部分礦區從安德羅諾沃文化以來即已被開采，因而還需考慮商代是否有錫料來自中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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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莊學本田野考察工作在2世紀邊地民族研究中的影響和意義進行了初步探討，指出他對土族神箭崇拜與神鵬信仰習俗、涼山安寧河流域大石墓、嘉絨藏族民間文化、邊地民族法律、彝族傳說、邊地農具、地震史等問題的首次發現、記錄和研究在邊地民族研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義與學術價值。本文同時認為，莊學本田野考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2世紀上半期人類學發展的學術思潮，值得深入研究。中山大學考古隊對塔布敖包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的搶救性發掘，發現了興隆洼時期的遺存，包括數間半地穴式房屋遺址，出土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玉器等。本次發掘豐富了我們對興隆洼文化類型的認識，對于研究西拉木倫河南北兩岸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以及譜系具有重要意義。9年9～1月，對永淳遺址及墓地進行了發掘。在遺址區發現房址、灰坑、灶址等遺跡，墓地清理墓葬11座，出土遺物有陶器、石器、銅器等。從遺物特征分析，永淳遺址及墓地的文化內涵一致，其時代為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此次發掘對于認識遼北地區寇河流域這一時期的文化譜系起到重要推動作用。曾經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右策寧州留后朱記"銅印一直被作為五代時期的典型文物，實際上從印文內容看，這種判斷有待重新審視。綜合多方面特征來看，此印應屬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軍的簡寫或省稱，雖然這種稱法并不多見，但此印文中之"右策"與多件已出土茶托銘文和銘文磚上的"左策"不約而同地證實唐代左、右神策軍曾經一度簡稱"左策"和"右策"。其二，寧州作為唐代神策軍京西北諸鎮的駐地之一，與神策軍有直接關系。其三，作為官名，"留后"之稱屬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產物，而作為憑證，唐代就有把印稱為朱記之先例。這些特征均證明"左策寧州留后朱記"屬于駐地在寧州之神策軍外鎮中留后官印。而備受爭議的、甚至是劣跡斑斑的神策軍在唐朝滅亡后再未重新出現的歷史事實，證明保留許多唐代歷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軍已經停廢的五代時期行用。誠如是，則"右策寧州留后朱記"作為官印其使用的時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們認為中晚唐時期的斷代較五代之說更符合歷史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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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繪畫，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濤向以山水畫名世，存世人物畫極為罕見。無錫博物院收藏的石濤《人馬圖》，藝術水平較高，雖不見之于歷代著錄，卻也鮮有爭議，本文試對其畫面內容、藝術手法以及鑒藏情況進行深入研究。馮氏為魏孝文帝時期勢力的外戚。馮熙、馮誕分別薨于平城和南征途中之鐘離。孝文帝以特殊禮遇強制將父子二人葬于洛陽，并親撰碑志。這是隨后孝文改制中遷洛官民不得北葬等系列漢化政策的開端。馮氏父子墓地的選擇，對于以孝文帝為首的洛陽北魏帝陵區的規劃具有巨大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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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車遺址發現的9件銅器(6件為考古發掘出土物，3件為采集物)是研究夏家店上層文化特征、銅器制作技術及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相互關系等學術問題的重要資料。為進一步揭示該批銅器包含的科學信息，本文對其進行了合金成分檢測、金相組織鑒定。結果顯示，9件銅器的合金材質差別較大，其中砷銅2件，錫青銅1件，鉛錫青銅4件，銅錫砷鐵四元合金1件，銅錫砷鐵鉛五元合金1件，皆屬復雜的含銅錫砷鉛(銀)共生礦直接冶煉的產物；制作工藝主要分為鑄造和熱鍛成形，顯示有初步的合金材質性能與加工工藝的關系認識。推斷這批銅器的礦源地應為大井古銅礦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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