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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證了徐州博物館藏的幽冥鐘與《重修幽冥鐘碑記》。作者認為，幽冥鐘所刻銘文蘊含了清代社會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諸多信息；而《重修幽冥鐘碑記》則闡述了幽冥鐘所處地理位置的變化及其與當時徐州法場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揭示了佛教文化中地藏信仰的涵義。此兩件文物為了解和研究清代徐州社會狀況提供了較為重要的資料。本文對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的67件銅器進行了科學分析，結果顯示：其材質以紅銅和錫青銅為主，有少量砷青銅、鉛青銅、鉛錫青銅等；成型工藝有鑄造和鍛造兩種，前者略多；耳環多為錫青銅，熱鍛成型；而銅錐、銅斧等工具則多為紅銅，制作以鑄造為主。現有研究成果顯示，河西走廊地區四壩文化銅器技術的發展早期階段以紅銅和青銅為主，砷銅或含砷青銅占有一定比例，晚期階段以錫青銅為主。依據新的考古發現和年代框架，河西走廊地區早期冶金技術的出現和早期發展，顯示了來自歐亞草原地區的影響，但不同時期文化交流路線以及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并不相同。1年在南陽市一中新校址清理古代墓葬448座，在M189中出土1件用黑色黏合劑粘接修復的瓷碗，這在南陽東漢墓中首次發現。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行了釉陶及黏合劑的檢測，樣品經EDXRF檢測，發現瓷碗為鉛釉陶，用高嶺土為原料燒制而成。而黑色黏合劑經紅外分析表明，不是蛋白質和糖類，而與大漆或生漆較為接近。

孝行圖是宋金墓室壁畫裝飾中重要的題材之一，以往的研究涉及了孝行圖考釋、內容、發展以及歷史價值等多方面內容。本文將從河南地區北宋壁畫墓中位于拱眼壁上方的幾組孝子圖像出發，分析該類圖像在墓室建筑及壁畫中的位置，試圖探討孝行圖在宋金墓葬中出現的原因及意義。西周時期的銘文有很多關于車馬器的記載，為我們研究古代車輿制度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古代的車馬采用的是"軛靷式系駕法"，在這種系駕法中，"靷"的作用極其重要。但奇怪的是，西周時期的出土文字材料中卻一直沒有關于"靷"的記載。筆者認為西周金文中有"靷"，就保存在番生簋蓋及伯晨鼎銘文中，只是以前沒有被正確地釋讀出來。本文在考釋"靷"的同時，也梳理了傳世、出土文獻中有關"靷"的記載，以明確其在車馬器中的重要性。原始社會出土的耳飾是新石器時代之后才出現的。由于新石器時代還沒有成熟的冶金工藝，因此，此時出土的耳飾大多是以玉石材質為主，也有少量的陶、煤精、牙骨等質地。耳飾形制主要是以玉石質的玦為主，以及少量的耳珰和耳墜為輔。其佩戴方式主要有夾戴(如玦)，直接塞入耳部穿孔(如玦、耳珰)，或穿繩系掛于耳部(如玦、耳墜)等。8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為配合鄭州市基本建設，發掘清理了一批唐代墓葬，其中M6出土了陶俑、墓志等14件遺物，其中的兩匹"揚蹄"白陶馬為鄭洛地區所少見，殊為珍貴，為唐墓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本文介紹了"乍浦、沈莊之役"的基本史實以及對該戰役發生地區實地調查的具體情況。根據調查信息，本文進一步考證國博藏《抗倭圖卷》，并提出《抗倭圖卷》雖可能是為紀念胡宗憲戰功而作，但并非"乍浦、沈莊之捷"這一歷史場景的忠實寫照，畫面多源于畫家的想象和虛構。本文通過分析成都平原出土銅曲刃戈形器的形態、尺寸、重量、細部特征、出土環境、使用狀況等，并將其與考古出土的曲刃玉/石戈、曲刃玉斧形器相比較，提出銅曲刃戈形器是對玉/石質地曲刃戈的大量復制，是宗教、禮儀等相關活動中使用的，約創制于公元前13世紀，流行年代下限約至公元前9世紀。古代都城形制的發展演變，是一個繼承傳統、不斷發展、逐漸完善的過程，尤其兩漢到隋唐時期的都城形制變化極為明顯。本文以近年來曹魏至北魏洛陽宮城的考古發現為重要突破點，結合文獻和考古勘察資料，對兩漢至隋唐時期的各個重要都城進行對比研究，探討了古代都城從兩漢時期的多宮形制，到魏晉南朝時期的居北居中單一宮城形制，再到北朝時期的三重城圈形制，*后形成隋唐時期中軸對稱的坊市制新型商貿大都市，為向以后更繁盛的開放式商業都市發展奠定了基礎。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變化軌跡清晰，發展演變具有延續性和開創性，既沿承了傳統的漢地都城制度，又有適應新的社會發展狀況的創造。隋大興唐長安城作為這個時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產生的源頭源自曹魏洛陽城，對漢唐時期的都城形制進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種淵源和漢化因素，在古代都城發展史及整個東亞地區古代文化與文明的發展進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珍珠門文化作為商周時期的東夷文化，首先發現于膠東地區。隨著魯北地區考古材料的豐富，特別是濰坊匯泉莊、淄川北沈馬等遺址的發掘，表明以素面紅陶鬲為代表的非典型商周文化遺存應屬于岳石文化之后珍珠門文化的范疇。魯北地區作為珍珠門文化的重要分布區，存續下限可至西周中晚期，說明該地區的夷人文化系統并沒有被商文化完全取代或同化，而從西周早期開始，東夷土著文化與周文化逐漸融合，西周中期之后其主要文化因素也逐漸融入周文化之中。新公布的"二十二年屯留令戟"是一件戰國晚期的韓國。從城邑歸屬與銘文所反映的監造制度等因素來判斷，它的具體制作年代應是韓桓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51年)，而不會早至韓釐王時期。屯留令戟的史料價值在于印證了韓國在長平之戰后收復上黨郡的史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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