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蘧墓志記述志主生平較為詳盡。本文結合傳世文獻探討了墓志未曾提及的王蘧久仕不偶的另外兩個重要原因，認為早年生活不羈和中年迎娶富家女的行為使統治者對其人品頗為鄙薄，終不委以重任。文中還對墓志所記王蘧生平作了一些補充。運城萬榮縣發掘的開元八年(72年)薛儆墓是山西唐代墓葬考古的重要收獲。這座墓不僅規模大、級別高，還發現了一些令人費解的異常現象，如墓志中謚號空出、天井中發現石人和石柱頭、墓道填土中夾雜有壁畫殘片等。以往研究多認為薛儆墓有僭越之嫌，并未深察，本文通過細讀墓志并參考以往發現，分別對這些現象提出了新的解釋。河北曲陽北魏崔楷墓并不是建造于北魏末期，而是依王爵待遇建于北齊時期，這與其女兒崔幼妃一家身為外戚密切相關。本文對出土的崔楷墓志蓋銘文做進一步補識，并依據其內容對崔楷的家族、姻親關系等進行了考證。河南中牟宋莊遺址發掘清理出保存完整的漢代陶窯兩座、宋代陶窯一座，在陶窯周圍均有功能相匹配的多種遺跡與其共存，這些遺跡與陶窯共同組成了功能較完備的漢、宋時期制陶作坊區。漢代制陶作坊區平面布局由陶窯、房址、灰坑等構成，通過梳理中原地區漢代陶窯形制結構的演變與發展，并結合宋莊漢代窯址的使用痕跡，推測該制陶作坊始建于東漢早期，至少延續使用至東漢中期。從燒窯所用燃料分析，初步認為陶窯應為民營性質。宋代制陶作坊區的平面布局更趨完備，規模更大，由陶窯、房址、灶坑、糧倉、水井、墓葬及眾多灰坑等共同組成，結合房址鄰近墓葬出土的銅錢年號，推測該作坊區的使用年代當在北宋晚期。依據宋代陶窯火門內殘留的燃料痕跡，推測其性質可能為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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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郡等字殘碑存字若干，雖不完整卻也是難得的東漢碑刻遺存。碑文內容具有一定的地理歷史價值。碑文書法水平雖不算精到，卻有大璞未雕、生動自然之意。翼城大河口M117號墓出土的銅簋，內有長5字的銘文，內容為器主霸伯拜受井叔贈賜而作寶簋。銘文中有不少異體字，值得研究。霸伯簋銘中的井叔很有時代性，他是曶鼎中的井叔，也就是張家坡雙墓道大墓M157的墓主人井叔釆，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近年在殷墟范圍內陸續發掘了一批明代墓葬。其中王裕口南地M155為斜坡墓道長方形磚室墓，是明代汝源端僖王朱厚焆夫婦合葬墓。豫北紗廠M3M34均為斜坡墓道土壙墓，保存較好，屬于明代漢中守備副使張士隆的家族墓。這三座明墓的發現，為研究安陽地區明代藩王和官吏的葬制、葬俗及家族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四川安岳縣云峰寺摩崖造像K11"地藏十王變"應開鑿于五代。比較以往同類發現，該鋪地藏十王變特點明顯，包括以連環畫的形式，完整呈現亡魂進入地獄后經歷的一系列過程，重視宣判場景表現，對六道圖像的靈活運用等。該鋪圖像是在內江清溪普陀巖"地藏十王變"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代表該類圖像一個獨特類型，且均在藏經洞所出Ch.44+Ch.212+S.3961類圖像基礎上簡化形成。通過對比，可梳理出唐末至宋初，川渝及敦煌地區該類圖像P.23類→綿陽北山院K1類→Ch.44+Ch.212+S.3961類→云峰寺K11類和圣泉寺K1類的演進序列。以云峰寺為代表的川東地區五代龕像，造像題材多以較固定的組合形式出現，已經形成一個兼顧信眾現世、死后及來生的佛教信仰體系。1年代末至193年代初，畫家兼界慈善**王一亭用水墨畫形式，繪制多幅表現災情和災民、題寫募捐文的"流民圖"，并將作品或印刷復制品應用于他組織或參與的各類民間義賑活動中，用于勸募或義賣籌款，發揮了重要實務功用。王一亭繪"流民圖"遠襲宋代鄭俠以來地方官吏制流民圖勸賑的圖繪傳統，近承清末民間前輩以木版災情畫向匯報災情和賑災成就的慣例，而在作品表現形式上，王一亭卻未遵前人線刻版畫的程式，而是以文人畫一脈筆墨表現，尤其受到清代徐渭、曾衍東等非正統畫家表現手法的影響。古代院體繪畫和文人畫鮮少涉及民生苦難主題，而王一亭借助古代乞賑圖繪資源，拓寬了傳統繪畫表現的題材范圍；同時，王一亭集中創作"流民圖"的時間先于2世紀3、4年代受西方繪畫影響而廣泛興起的現實主義繪畫潮流，這不僅凸顯王一亭的前瞻性，更顯示了畫現代變革路徑中，傳統資源再生、轉化及發展。漢畫像石涵蓋了漢代、經濟、民俗、社會生產、思想、文化藝術等多方面內容，是一種獨特的檔案載體。南陽是畫像石的重要產區，不僅可以補史書之闕，而且重現了漢代的社會生活和民俗，直觀展示了漢代文化藝術，具有重要的檔案學價值。同其他畫像石產區相比，南陽*早把畫像石作為一種石刻檔案進行建館保存，南陽畫像石中神話、升天、天文題材的畫像比較豐富，具有獨特的檔案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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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據有關文獻記載，結合河南楚長城資源考古調查成果，詳細介紹了伏牛山主峰堯山至桐柏山主峰太白頂的楚長城分布情況，并提出楚長城保衛的是整個南陽盆地，其整體的綿延趨勢及走向應與南陽盆地盆沿大的地理走勢及轉拐是一致的。本文亦對楚長城的防御體系進行初步的分析和研究。通過研究可知，楚長城由外而內形成了嚴密的軍事防御體系。即南陽盆地盆沿外圍的障城和衛城、南陽盆地盆沿上的楚長城分布線、楚長城內側近處由一些關城等組成的軍事戰備區，再向內則有烽火臺與南陽盆地內的和軍事大本營——申相聯系。自然環境是影響人類選擇居址的重要因素。通過對靈寶鑄鼎原新石器時代聚落所處地貌類型的考察，我們發現，仰韶文化初期、早期，人類主要居住于較低的河流階地等地貌類型上；仰韶文化中期，人類居住范圍擴大，除河流階地外更高的黃土臺塬、洪積扇成為人類居住的重要地貌類型；從仰韶文化晚期開始，人類居住的重心轉移到了黃土臺塬、洪積扇上，并且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龍山時代。從早至晚，人類居址存在一個向更高地貌面轉移的趨勢。同時，區域水系也是影響聚落分布的一個重要因素。描繪江南黃河、運河兩河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南河圖》是乾嘉道時期*重要的水利圖之一。流散到歐洲的幾幅彩繪本《南河圖》直觀地反映了乾嘉道時期江南黃河，尤其是尾閭河段的工程形態與變遷軌跡，反映了這一時期江南河道總督以開挖引河、裁彎取直為主要手段的河道治理方略，在清代地圖史、水利都具有重要地位。身歷明清鼎革的王鐸，存世繪畫不多，但山水作品別具一格。經梳理可知，他創作的山水畫在晚明時較少，入清之后則漸次增多。其畫構圖專取五代荊浩、關仝慣用的高遠之法，氣魄博大沉雄，間或運用唐王維、五代董源的墨法，令畫面不失于單調、重復。王鐸的山水畫成就多來自"臨古"的藝術實踐，他既能從中汲取古人優長，又能不拘泥于前賢繩墨，敢于突破"形似"的羈絆，強調藉簡括樸拙的筆墨表現雄強高闊的萬千氣象。這正是他經由"臨古"之途，實踐"創新"之思，得以在畫壇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此外，王鐸筆下的山水別有幽微之義，或在排遣身仕兩朝的糾結情緒之際，存有詮釋林泉志向與期冀致仕的隱衷，或借思鄉之情而傳達出懷念故國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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