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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僖公六年記載許國投降儀式中有"面縛"的儀節，但"面縛"究竟指的是什么，自古爭議頗大。本文認為應從許男視死的初衷出發，自喪禮中求其本意。"面縛"即幎目，具體到許男這一等級，就是綴玉覆面。錢樹是漢魏時期流行于西北和西南地區的陪葬明器。本文依據"柱銖"榜題和"搖錢樹"的直觀形象，認為將"搖錢樹"定名為"錢樹"較合理。并試從外觀形態、文化淵源、文化內涵等方面對漢魏錢樹進行探討。明朝埋骨南京的皇族貴戚主要見有洪武、建文、永樂三朝的皇女、皇子妃與未就國的皇子。永樂后期遷都北京后，已經罕有安厝南京的情形，但也并非沒有特例。這些皇族成員的墓志是研究明代皇族貴戚的手材料，就觸及典章儀制的程度而言，早期的墓志史料價值尤其值得重視。本文選取南京出土的韓憲王朱松、福清及駙馬舍人張杰、南康朱玉華、沈簡王朱模元妃張氏、榖城郡主等人的墓志，結合傳世文獻，初步揭示其史料價值。彩繪青銅器起源于商代晚期，興盛于東周，漢代逐漸消亡。本次檢測的青銅提鏈壺是河南南陽出土的一件戰國彩繪青銅器。在對其部分綠色顏料進行取樣后，我們對樣本進行了SEM-EDS分析，低倍率圖像顯示樣品的表面較為光滑，且有較大的裂縫，高倍率圖顯示樣品由較小的顆粒緊密結合組成。實驗結果表明，該顏料的制作工藝是將顏料細細研磨后，采用一定的膠結劑混合，再填入青銅器的陰紋之內。根據能譜和紅外光譜的結果顯示，樣品主要成分有可能是硅孔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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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汝綸是近代文學家、教育家和學者，其作品自然成為學者研究吳汝綸思想的重要參考。黃山書社于22年出版的《吳汝綸全集》，給學術界研究吳汝綸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文本。然因載籍甚眾，該書難免有遺珠之憾。筆者在閱讀上海博物館圖書館編《冒廣生友朋書札》時，發現其中有吳汝綸應冒廣生之請而撰寫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牘是吳汝綸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態等研究的重要文獻參考資料，故本文首先通過對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進行考釋，以明確此信的寫作背景及人物之間的關系；其次結合蕭穆、周星詒及吳汝綸等人書信，對信中的"蚊船虧累案"進行了補充疏證，以了解吳汝綸為解決此事而做的各種努力。*后依據信中的內容并結合相關史料，對這封信的文獻價值進行評價，從而讓人們既能領略吳汝綸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對冒廣生的巨大影響。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輝縣段工程建設，新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輝縣市文物局聯合在輝縣市張雷村北發掘了張雷遺址，發現商代早期房基1處、灰坑18個，出土陶、石、骨、蚌等各類器物24余件，為豫北地區商代早期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13年4月，在鄭韓故城發現唐代張昭訓墓葬。墓中出土墓志記載了墓主人是死后特意埋葬在黃帝故里風水寶地上。墓志中還出現了關于鄭國都城標志性的地名。此墓的發現對研究古代新鄭歷史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文對出土于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的龍山時期銅片做了X衍射分析、電鏡能譜分析和金相觀察。研究表明，銅片系銅鎳鋅三元合金，為鎳黃銅。除主要合金元素外，還含有錫、鉛、硫、砷、鐵等雜質?；w呈銅鋅鎳α固溶體再結晶晶粒和孿晶，為熱鍛或退火組織。銅片邊緣區域有較多晶內滑移線和加工孿晶，部分晶粒破碎；鉛顆粒和夾雜物有拉長變形現象。表明制作工藝為整體熱鍛+局部冷加工。銅片具有早期銅器的特征，屬原始黃銅。銅片為中原龍山時期銅器的新材質，表明中原地區的黃銅制作技術可能從仰韶時期一直延續到龍山時期。9年，敦煌博物館新獲簡牘數枚，其中有西晉封檢和漢代緝令簡各一枚，形制之完整為歷次西陲出土簡牘所罕見，為漢晉簡牘及官文書制度難得的物證，是研究敦煌西晉歷史、邊疆史地、絲綢之路南北兩道走向諸問題的寶貴史料。

焦作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古河內地區，歷史悠久。漢代是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為繁榮的時期，尤以漢獻帝禪讓帝位于曹丕，被封為"山陽公"居住于此而名聲大震。焦作地下埋藏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其中出土的大量漢代陶倉樓，是極具地方特色的珍貴文物，不僅數量繁多、類型豐富，而且裝飾精美、結構獨特。根據陶倉樓的形制和結構，可以分為四個類型：帶院落的多層陶倉樓、連閣式陶倉樓、聯倉式陶倉樓和簡式陶倉樓。其中，聯倉式陶倉樓是東漢時期出現的一種新型陶倉樓，制作精美、裝飾華麗，主要出土于山陽故城周邊1公里范圍內的漢墓群，反映了焦作地區東漢時期陶倉樓的發展演變和高超的建筑技藝，具有重要的歷史及藝術價值。"長子口"墓，位于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遺址處，為西周早期高等級貴族墓葬。該墓出土了一批商末周初的音樂文物，包括4件骨排簫、6件編鐃、1件石磬，是這一時期的重大音樂考古發現。依出土器物類型、組合方式及墓葬特點來看，與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的器物均有相近，而編鐃則具有明顯的商代器物特征。該墓葬所出土的音樂文物對于我們研究、了解商代末期的音樂文化特征，尤其是商代末期向西周初期過渡、衍生方面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僅就該墓所出土的音樂文物進行梳理、研究，以期了解商末周初古代音樂的樂器類型、樂隊組合方式等方面的沿革情況和該墓所出音樂文物之于古代音樂史的重要意義。

早在16世紀8年代，我國律學家朱載堉就已經發明了十二平均律，這比歐洲音樂家麥森的同樣成果早半個世紀。但西方的十二平均律卻是本土孕育的，西方的十二平均律與朱氏十二平均律并無直接關聯。古代水師逐漸建立了一套別具特色的軍旗系統，但卻未有近代意義上的海軍軍旗。戰爭后，西方海軍的近現代軍旗制度傳入我國，并逐漸取代了傳統水師軍旗。年，英國人阿思本擅代清設計了一面海軍軍旗，意圖掌控海軍，但艦隊被清遣散，其設計的海軍軍旗未被采用。阿思本事件后，清頒行了面海軍軍旗，即為三角黃龍旗。為與西方化一(西方多用長方旗)，1888年，海軍軍旗改為長方黃龍旗。建立后，黃龍旗被廢除。各方圍繞國旗、軍旗的樣式問題展開了一場論戰，*后確立五色旗為國旗，十八星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北伐后，南京國民以青天白日旗為國旗、黨旗、軍旗。晚清時期，海軍軍旗歷經黃龍軍旗、青天白日軍旗的變換，其變換并非軍旗符號的簡單更易，實質上蘊含著極其復雜而又豐富的取義與時代內涵。出土簡冊中有秦與漢初"入錢缿中"律的內容。律文中"為作務"是與"官"或"官府"類似的概念，錢是損壞公物后依價賠償的錢款，質錢是官府為大型交易提供質劑而收取的稅金，所涉及的款項只是地方官府收入的一部分。此律可能同時出現于秦律《關市》、《金布》中，在秦統一前后律文可能作過修訂。西朱村曹魏墓葬(M1)為長斜坡墓道明券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組成，共出土遺物4余件，包括刻銘石牌。據墓葬形制、規格和出土遺物判斷，墓主人應為曹魏時期的皇室成員，這為研究該時期高等級墓葬的葬制提供了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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