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東南地區的長治小神遺址可以作為安陽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與河南相鄰的垣曲古城東關也處在商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晉中地區的靈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見的三棺或兩棺一槨、男女合葬的現象，決定了其與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離，他們當是沒有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當地貴族；殉人所代表的群體可能出自汾陽"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辿H1遺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呂梁山一線已經從晉中地區脫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還影響著晉中和臨汾盆地，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區文化的傳播和入侵，*終出現了杏花類型和浮山橋北遺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區推進排他性的占領了關中、張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區的時候，卻始終沒有占領晉中地區。商王朝對山西另一種模式的統治實踐，一直影響到周代政體的形成。西周東都成周城位于今洛陽市瀍河兩岸的邙山與洛河之間。結構布局為"坐西朝東"、"宮城"位于"郭城"西南隅。郭城的西北部是貴族墓地和鑄銅作坊，東北部是"殷民"居住區和商業區，東南部是貴族百姓居住區，宗廟和社壇位于東西大道的左右兩側。全城按"里坊"的規劃來安置城內居民。這些問題的澄清對研究西周歷史和我國古代都城發展史，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龍山時代早期，在今黃淮間的淮河流域一帶，分布著一支大汶口文化。它來源于山東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其性質屬東夷文化，是東夷少昊氏的后裔；其年代與皋陶及其近祖生活的年代相當；其分布地域與皋陶族團活動的范圍大體一致；其與華夏文化交錯分布的情況也與皋陶為華夏聯盟成員的身份相符。這一系列的證據鏈表明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族屬應與皋陶族團有關。99年6月，光山縣在縣城北新修一條環城公路，在施工取土時發現古墓葬，經過清理，共有墓葬9座。出土器物有陶器、木漆器等，以陶器為主，器形有鼎、罐、盤、豆、壺、杯等，從器物的造形、紋飾、組合形式結合墓葬形制，判斷時代為戰國中、晚期，這批墓葬的發掘為研究豫南地區楚文化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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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易卦卜甲"可以"八宮說"、"綜卦說"和"文王八卦方位說"為視角，加以解讀；亦可從方位、八卦類象和實占的角度解讀?；诙嘣季S，本文寫作旨在充分揭示各種可能性，而不武斷某種解讀為正確的標準。新疆若羌瓦石峽古城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緣，是絲綢之路上的一處重要遺址。本文從遺址出土冶金遺物的檢驗分析入手，結合古代礦冶遺址的調查與研究，探討了瓦石峽遺址的古代冶金技術。文章報告了遺址出土的爐渣、坩堝等冶金遺物的科學分析結果，并討論了其冶煉工藝，認為此處采用過木炭進行生鐵冶煉與炒鐵聯用的冶煉工藝。對瓦石峽遺址出土的冶金遺物進行科學研究，對于認識其冶金技術水平和中西技術交流有著重要意義。甘肅發現的北魏至隋代千秋圖像作為中原句芒、千秋向唐代敦煌壁畫迦陵頻伽圖像轉變的中介，更多源自它們在死后世界想象中的角色功能，而非僅為人首鳥身的組合形式。迦陵頻伽是作為佛教西方凈土思想的組成因素出現在敦煌壁畫中的，古代佛教藝術中的迦陵頻伽*早應為出現于唐初的"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敦煌風格"迦陵頻伽是印度緊那羅形象、印度迦陵頻伽文本、敦煌唐代佛教畫工、唐代凈土信仰、中原先唐人首鳥身形象等多種因素碰撞的結果。"敦煌風格"迦陵頻伽的共同點體現在華美頭冠、伸展雙翼、修長卷尾、站立姿勢、樂舞角色、凈土場景等方面；有些迦陵頻伽在雙手合十姿勢、獻鳥獻物角色、邊飾紋樣功能等方面有所突破。"敦煌風格"迦陵頻伽在盛唐以后東進中原，出現在中原佛寺塔基地宮、佛教金棺銀槨、皇室貴族墓葬等藝術載體中。74年4月，河南省洛陽市郊區李樓公社五郎廟村七隊村民上交一批古代鎏金銅造像，據稱是農民在取土時發現，估計是一處窖藏。這批鎏金銅造像除較殘者外，基本完整者11余尊，從特征上看均為唐代之物。造像種類有佛、菩薩及天王，其中菩薩造像占絕大多數。佛像有立姿、坐姿和樹狀化佛三種。造像作樹狀，樹冠分作五枝化佛和七枝化佛，每個化佛頭頂部有一尖頂狀飾物。菩薩像形態較多，有立姿和坐姿，左手舉柳枝和右手舉柳枝之分，背光形式為蓮瓣形，但又有實心、空心以及周緣有突結等變化。天王像僅一件。洛陽唐代銅造像以往在墓葬或遺址中有零星發現，但一次發現鎏金銅造像數量達百余尊，在洛陽還是次，在全國范圍內也是極少見的。無論是佛像還是菩薩、天王，均與洛陽所見唐代造像風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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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回顧學術史，討論了以往學者對于早期雙身像的研究和成果，認為所謂早期的雙身像不過是印度教天神的形象，與佛教的密教像無關。結合唐譯毗那夜迦經典和后期藏譯母續怛特羅文獻，本文討論了真正的雙身概念是合抱狀，并對佛教圖像志中真正意義的雙身像的出現年代作出了判定。西夏瓷器在瓷器占有重要地位，其獨有的扁壺、經瓶和黑釉剔刻花裝飾具有彌久的魅力，通過近4年的考古發現和不斷研究，人們對西夏民用瓷器有了較深的認識，但是皇室用瓷的面貌尚不清晰，西夏皇室使用什么樣的瓷器?西夏一朝有沒有官窯?一直沒有找到。9年我們考察了賀蘭山貴房子窯，根據窯址實況和采集的標本分析研究，認為該窯就是尋覓已久的西夏官方窯場。周原遺址新見鳳雛三號西周夯土建筑基址的宏大體量，及立石、鋪石等特殊設置，明顯具有宗教祀典場所的特征。發掘者推斷為社祀遺跡應較可信，但比較發現與山東高青陳莊西周城址的夯土之社，形制特征等有明顯不同。后者為西周時期齊國卿大夫采邑之社，與文獻記載周人封土為社吻合，前者顯然屬立石為社的典型，以文獻推求可知與殷商文化的關系密切，參照以往周原等地考古發現情況，可知西周早期有以微氏家族為代表的貴族和手工業作坊工匠等大量的殷商移民遷居周原，故其應該是周王朝為了安撫人心、發展經濟的需要，允許商遺民所建之社及社宮。但環圍于建筑之內似有貶抑的含義，當屬于文獻記載的之社，名稱應為學者已論證的"亳社"。9年1月，淄博市文物事業管理局、周村區文物管理所聯合對周村區匯龍湖工程建設用地進行考古發掘，共發掘明代墓葬11座，除一座為土坑墓外，其余皆為階梯墓道土洞墓，共出土瓷器、木器、銅鏡等器物9余件。墓葬的排列具有一定規律，隨葬器物也比較一致，應為一處家族墓地。《明英宗實錄》中多次記載明英宗令戶部旌表出粟義民并詔賜冠帶事，M1的發現佐證了這段史實，反映了明代具有文官散官大夫稱號的平民墓葬的特點。墓地出土器物以淄博窯瓷器為主，比較固定的組合為四系罐、雙系罐、碗、燈盞、缸等，為明代淄博窯瓷器的斷代提供了依據，也反映出明代當地民間以使用本地所產瓷器為主。M1所出七星圖案木棺底板、M8所出鎮墓瓦是道教或民間宗教信仰的體現。這批墓葬的發現為明代平民墓葬的研究提供了資料，豐富了對于明代喪葬習俗、生活習俗、精神信仰等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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