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地區石范鑄鏡技術*初發生于甘青地區，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年前，此后向東傳播。陶范鑄鏡技術大約在公元前9世紀前后發生于西周王朝統治區的中心地帶，即關中以及豫西和晉南地區，至遲在公元前3世紀末走向成熟，此后向東傳播，并于公元3世紀初傳入日本，導致了東亞地區石范鑄鏡技術傳統的終結。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新津縣文物管理所聯合發掘了新津縣大云山崖墓群中的一座東漢崖墓。該墓為長方形平頂單室墓，共有9個側室，殘存16具陶棺，出土了少量陶器、青銅器、鐵器和石器。該墓是迄今為止四川崖墓中發現的葬具*多、使用時間*長的墓葬。西德尼·戴維·甘博是美國社會經濟學家和攝影家。17年至1932年，他曾三次來到，以一個社會學家的角度拍下5余張照片，記錄了當時的社會生活。19年五四運動前后，甘博恰巧在，拍下相關照片6余幅，記錄了五四運動前慶祝一戰勝利，五四運動中學生演講、被捕、在府前抗議及11月29日北京學生為抗議"福州"在門前集會等史實，留下寶貴的圖像資料。這些照片不但可以直觀地反映那段歷史，更可以起到與文獻史料相印證并補充史料的作用。目前甘博拍攝的有關五四運動的照片有些已經廣為流傳，有些卻鮮為人知，有些甚至常常被人誤用。本文試圖結合史料對相關照片做一簡要梳理，并對一些甘博記錄有誤的照片進行考辨。禹會遺址是淮河流域一處重要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址，這里發現了一處大型禮儀性建筑基址，表明并非單純的居住遺址。豐富的出土遺物，為探索黃河、長江及淮河流域龍山時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該遺址的發掘，對于探索涂山地望、大禹文化和淮河文明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1~211年，鄭州大史學院考古系對官莊遺址南水北調干渠占壓部分進行了發掘，發現兩周、漢唐等時期的遺存。其中以西周晚期遺存*為豐富，主要有大型環壕、灰坑、墓葬、房址、灰溝等，分布較密集且出土遺物豐富。官莊遺址的發現，對研究鄭州西部地區兩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和聚落布局等具有重要意義。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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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保墓出土的壽藏銘是對其生平事跡及鄭和下西洋史料的重要補充。據壽藏銘及相關文獻記載，從永樂元年到宣德八年的3年內，洪保曾經一次奉使西域、七次奉使西洋，與鄭和、王景弘同列為宣德六年下西洋之正使太監。此外，據記載下西洋船隊中確有五千料寶船，至正統六年洪保依然活躍在政壇。洪保墓地所在墳寺即寧海寺。明末，盤踞在遼東皮島的漢人勢力劉氏兄弟先后經歷了"叛明歸(后)金"與"叛金歸明"。然歸明后的困局讓劉氏兄弟逐漸成為游走于明廷與后金政權之間的第三股軍事勢力，并成為明廷與后金之間爭取的對象。明廷欲通過劉氏兄弟聯絡海上漢人抗金勢力，建構以皮島為中心的海上防御后金的軍事力量，故積極籠絡劉氏兄弟。為化解明朝的海上防御戰略，皇太極運用離間計與恩威并施之策，積極"爭取"劉氏兄弟勢力。在皇太極不斷加大砝碼之下，劉氏兄弟終于走向后金一邊。天聰四年七八月間，劉氏兄弟與后金在盛京、皮島先后舉行秘密盟誓。然隨著劉興治被島內反對盟誓者所殺，盟誓之目的亦化為泡影。但自此后，明廷海上防御線逐步被后金瓦解，加重了明廷的危局。國家博物館藏有一件《金國汗黃臺吉與海島劉興治等告天盟書》，它是天聰四年后金政權與皮島劉氏兄弟之間盟誓的歷史證物。經對勘，其所載內容與滿文文獻完全契合，具有獨特的歷史與學術價值。本文將該盟書與滿、漢文材料相互佐證，試圖復原天聰四年七月十一日金國汗黃臺吉與皮島劉興治等盟誓的前因后果等歷史面貌，以示該件文書的歷史與學術價值。嵩云草堂是明清時期，河南在京建立的的會館，富有豐富的文化和歷史價值。嵩云草堂始建于明萬歷年間，直至光緒十年方才建成。嵩云草堂是近代多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活動場所和見證，也是近代河南士紳在京集議與豫相關大事的重要場所。

曹魏正始五年《石門銘》所見郎中、司徒從掾位，即魏晉史籍中被稱為王官、司徒吏的群體。王官、司徒吏與九品中正制沒有直接關系，這一群體應該淵源于漢代察舉與辟召制下的三署郎、公府掾。魏晉時期，伴隨著自身原有職掌的喪失，他們常受命承擔一些臨時性職使，活躍于地方軍政事務中。由于具備了虛銜化的特征，王官、司徒吏又常被統治者用作賜官，由此人數急劇膨脹，成為官僚體系末端的一個特殊群體。木工司馬一職是曹魏時期伴隨著材官校尉而創設的，當時又存在著以都匠冠于官銜之前的職銜組合，《石門銘》所見都匠木工司馬恰反映了這一點；當部匠軍司馬則是隸屬于系統的工匠。這兩類職官的存在表明，當時對工匠的管理引入了軍事化建制，一如屯田系統。《石門銘》所見諸職體現出的時代特征，有助于從微觀層面觀察漢魏之際地方行政模式變革。以往一般認為鄭州商城制陶作坊的使用年代為商代二里崗下層二期至二里崗上層一期，但通過考古發掘資料的檢索與分析，該制陶作坊遺址中包含有二里崗下層一期至二里崗上層一期的制陶文化遺存。從這些文化遺存來看，二里崗下層一期該制陶作坊已經興建并開始使用，二里崗下層二期生產規模進一步發展，二里崗上層一期進入繁榮期。目前的考古發掘沒有發現二里崗上層二期的文化遺存，可能此時該制陶作坊生產規?？s小，亦可能已經廢棄。

趙為東周時期的強國之一，其興衰時間約略與戰國相始終。成熟的趙文化一般指戰國時期的趙國文化。東周趙文化可分為三期六段，年代大致自戰國早期延續至戰國晚期。趙文化的發展經歷了初創期、發展期、繁榮期和衰落期等四個階段，反映出趙文化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興衰進退軌跡。趙文化脫胎于晉文化，并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與創新，*晚于戰國中期時形成自己獨有的特色，到戰國末期漸趨消亡。趙文化分布于豫北冀南、晉東南、晉中、晉北河套和冀中等五個區域，各個區域之內考古學文化的年代上下限各不相同，文化特征亦各有特色。五大區域文化特色的形成，與戰國時期趙國的國力強弱和疆域變化息息相關。先秦時期中原地區青銅鏃出土數量巨大，種類豐富，形制多樣。各種不同類別的鏃隨著時代的發展，都在不斷地演化。這種演化有鮮明的特征。鏃的基本功能是殺傷性，但也有并無鋒刃的鏃。它們具有不同的功能。文獻中有鏃有"八矢"的記載，但卻沒有具體的形制規定，通過考古出土的鏃和發現的文字、青銅器上的畫面，可以對文獻記載提供物證，考證出哪些可能是文獻記載的八矢。二里頭時代牙璋是國家制度一種物質的象征。近半世紀以來，有關夏商階段牙璋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無可否認，過去學界基本是集中對牙璋年代、類型學對比等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徑，重視牙璋細部的分析。我們認為，牙璋局部特征的辨識，對牙璋體系的論證，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本文希望為牙璋研究方法論提供一個新的視角。綜合東亞地區出土牙璋分析顯示，二里頭VM3∶4牙璋在南曾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在西南金沙所見影響是直接的，在東南地區大灣、虎林山則是間接的波及。二里頭牙璋在南地區的復制，可被視為原生國家向次生國家波及的一種表現。我們相信通過二里頭牙璋等實物，足以論證夏王朝理念的實踐，也是東亞廣域國家起源的關鍵。今后除了尋找夏王朝同時期的文字證據以外，考古的遺跡和實物對夏王朝的實證，同樣具有科學性意義和決定性作用。手工業作坊遺址，是古代遺址的主要類型之一。以田野調查、勘探、發掘和研究為內容的作坊遺址考古，既是整個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在手工業考古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從手工業考古的特點出發，結合我國的實際，就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的重要性、作坊遺址的認定、考古發掘、作坊遺址考古中的多學科合作，以及以作坊遺址考古為基礎的手工業產品流通和應用研究等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思考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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