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南實錄》是越南阮朝國史館編修、載有歷代皇帝實錄和歷代人物列傳的阮朝正史，是研究越南近代史的基本史料。本文從其編修過程，主要內容，版本及流傳情況，史料價值，與史實不符的若干記載等方面對這部龐大的官修史書進行初步研究。陜西鳳翔縣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絹質漢文陀羅尼經咒繪寫本，其主體內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說隨求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經咒中心和周邊的圖像對理解唐代真言的構成有著重要的啟示性作用。本文對經咒中涉及到的圖像進行簡單的對比分析，認為經咒中心圖像為一頭戴虎頭冠的披甲執銳武士形象。此類虎頭冠圖像發軔于西方，向東融匯佛教中的天龍八部思想，進入中土之后，經過了若干次變容和轉化，成為具有"護國、護教、護城"戰神之力的毗沙門天王形象。這種形象的出現正與鳳翔墓地的時代背景相契合。經咒周邊為佛教手印、花卉紋等構成的組合圖案，以及經咒書寫方式的結構—環繞式構圖，共同構成了較為完整的曼荼羅壇城的表現形式。此外，鳳翔經咒中所表現的思想有可能與墓地殺殉現象存在一定關系。91年，河南洛陽孟津縣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為唐代名相岑文本、劉洎兒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兄弟岑景倩之子，岑平等與岑羲實為堂姑侄關系。岑氏劉廣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鄉江陵，但其獨葬于洛陽邙山，既與其信仰佛教有關，更與自武后時起山東士族與僑姓士族遷移洛陽的潮流相系。南陽岑氏為僑姓高門，入唐尤為顯赫，為一門三相，唐代前期只有蘭陵蕭氏能與之比擬。岑平等卒時，其伯父文本、從兄弟長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對此只字未提，這在習慣自矜門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顯得不同尋常，反映出對武周時岑長倩冤獄的莫大忌諱。該墓志稱岑平等僅有一子，即鄭州司倉參軍劉敦行，據193年洛陽出土劉敦行神道記云，敦行為薛氏所生，岑氏實乃嫡母。漢墓畫像石雕刻的題材，除含有吉祥寓意的神話故事及裝飾圖樣外，大部分為墓主人生前起居出行等情況的反映，以期墓主在地下仍延續其塵世間優越的生活；即所謂"大象其生"。畫像石中之"樓閣拜謁圖"里的受拜謁者即墓主人，雙闕夾峙的樓閣即代表墓主人生前的房舍。漢墓所出裝在木棺前擋之銅牌上標出的"天門"一詞，乃指墓主之陰宅的大門。而漢代追求的成仙則指肉體的長生。當時尚未信奉死后靈魂升天堂的觀念；直到佛教在盛行后，往生凈土、六道輪回等說才廣泛傳播開來。筒形罐系統是新石器時代北地區重要的文化系統。新石器時代中期，筒形罐系統一度占據著太行山東麓的廣袤區域，使得筒形罐系統的領地從東北地區拓展至冀南豫北地區，并且形成了具有明顯過渡類型色彩的磁山文化。此后，隨著東方釜鼎系統和西方仰韶系統交替占據黃河流域的主流地位，迫使筒形罐系統的南部前沿從冀南豫北地區向北退縮至燕山—西遼河一帶，筒形罐系統此后的空間拓展方向也轉向了東北腹地。在此背景下，燕山南北成為筒形罐系統與中原文化頻繁接觸、融合的新地帶，先后產生了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等強勢文化支系。可見，黃河流域的文化格局不僅改變了筒形罐系統的空間拓展方向，而且直接加劇了筒形罐系統內部各支系間的分化。6年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在永安遺址發掘兩座彩繪圓形磚雕墓葬。從墓葬結構和出土文物判斷其年代大致為晚唐五代時期。這兩座墓葬的發掘為研究唐宋時期磚雕墓葬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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澠池石佛寺石窟位于豫西地區澠池縣坡頭鄉廟下村，一般認為開鑿于北齊時期，通過對石窟造像的藝術分析，以及對石窟所存的明代碑刻的分析，本文認為當開鑿于北周，屬河南境內的一處北周時期開鑿的石窟。在陶模、范表面刻劃不具有花紋鑄造意義的陰線，用以準確控制翻范時范與模間、澆鑄合范時外范間、范與芯間相對位置的標識，可稱為"線"。據功能具體差別，可分為模上線與范上線兩大類。先秦時期陶模、范上線的使用延續較長，技術逐步成熟，這反映了塊范法鑄銅技術的傳承有序和不斷革新發展。5年12月至216年1月，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對漢長安城建章宮一號建筑遺址進行發掘，發現由房址和過道組成的主體建筑，以及由庭院和廊道組成的附屬建筑，出土較多礎石、鋪磚、瓦和瓦當等建筑材料，以及陶器、銅器、鐵器、銅錢、錢范等遺物，為研究漢長安城增添了新材料。6~213年，對盤龍城遺址內楊家灣的一處商代大型建筑基址(F4)及其周邊遺跡進行了發掘。F4殘存范圍東西*長達3南北寬12米，與盤龍城遺址城址內的1號宮殿基址規模相近，應屬于宮殿或宗廟類的建筑，年代大致屬于盤龍城遺址偏晚階段。該建筑基址的發現，為探討盤龍城遺址的布局提供了新的資料。14年3~9月，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等對巫山大水田遺址進行發掘，發現大溪文化、商周等時期的遺跡473處，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遺物18余件。其中大溪文化遺存出土的屈肢葬、人和動物形石飾及一批玉器較具特色，有助于了解大溪文化的原始宗教、社會組織、精神意識等深層次問題。13年，在盤龍城遺址內的楊家灣發掘了7座商代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墓，個別發現腰坑及殉人、殉牲現象。隨葬品包括青銅器、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印紋硬陶器、漆器和金片綠松石器。墓葬年代大致屬盤龍城遺址*晚階段。楊家灣是盤龍城遺址早、中商時期的一處重要墓地，對認識盤龍城遺址的布局具有重要價值。1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發掘了鄭州市馬良寨遺址。其中商代遺跡有灰坑、墓葬和陶窯等，遺物以陶器為主，也有少量石器、骨器和蚌器。根據遺物特征，馬良寨遺址晚商文化遺存可分為三個階段。這批材料為完善本地區二里岡早商文化至晚商文化的發展序列和研究鄭州商城廢棄后當地的文化面貌提供了新信息。6年，在殷墟南部鐵三路制骨作坊區發現的89號墓，年代屬殷墟文化第二期。該墓規模不大，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包括等級較高的銅柄玉戚及銅骸玉矛，還有玉器半成品、殘次品和制玉工具等。結合所出銅觚上的玉璋形銘文，推測墓主可能是從事玉器生產、管理的中小貴族，該墓的發現對研究殷墟手工業生產具有重要意義。宋代朝奉郎蕭揔乃皇室貴胄，其墓志涉及宋代名人、蕭姓源流、地方史志等問題，是珍貴的出土文字資料。11年濟源市承留鎮承留村發現了一座仿木結構磚雕墓，墓壁砌筑有門窗、鋪作、檐枋等古代建筑構件以及桌椅家具類磚雕，出土了宋代銅錢，初步判斷為北宋中晚期墓葬，為研究濟源及豫西北地區古代建筑風格、喪葬風俗，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后，速戰速決、滅亡的圖謀接連遭遇失敗，于是轉而銳意南進，謀求侵占南亞、東南亞地區。香港是其南進戰略的重要一環。這對在香港進行抗戰文化宣傳工作和統一戰線活動的文化界人士、愛國人士的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時刻關注日本南進戰略動向，深入分析研究，制定應變措施，指示香港黨組織未雨綢繆，早作準備。香港淪陷后，他成功指揮了一場秘密大營救，將這些文化界人士、愛國人士及其家屬悉數撤離香港，安全轉移至大后方。這次行動部署及時周密，各方聯動，并取得重大勝利，其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秘密大營救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粵港黨組織的壯大及人民抗日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字體在卜辭類型劃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分類的目的就是為斷代提供客觀的參考依據。在研究花東字體類型的基礎上，對這批卜辭的刻寫時代做出推定，必將進一步推動對非王卜辭的認識與理解。本文討論了區域調查、拉網式調查與區域系統調查的區別，詳細辨析了目前多項調查中的工作主體、田野方法、信息分析，并對田野方法中的調查目的、區域范圍、年代選擇、操作方法等差異較大的幾方面進行了探討，提出了目前存在的本土化、科學化、材料公布三個需要探索的問題。豫南地區共有5處遺址的商周西漢墓出土了前代遺玉，主要包括羅山縣天湖晚商墓地3座墓、光山縣寶相寺春秋黃君孟夫婦墓、桐柏縣月河春秋養子墓M淅川縣下寺春秋楚墓M7，以及南陽市麒麟崗西漢墓M8等，共計出土約45件遺玉。這些遺玉的年代分屬龍山期至夏代、晚商和西周時期。遺玉的存在狀態一是原器保存基本完整，二是已加工待用，三是已改成新器。遺玉的來源途徑一是當地龍山至夏代土著人歷代流傳而來，二是有些墓主人因特殊國情境遇而對遺玉著力收藏而來，三是商周王朝朝聘賞賜及諸侯交往而來。清華簡《系年》"陳淏"與《呂氏春秋·順民》"鸮子"的關系，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陳淏"、"鸮子"兩者名號中的"淏"、"鸮"古音相同；文獻中有人物名字之后稱"子"，以表示尊稱的用例，如"田和"又可以稱為"子禾子"、"和子"，"陳淏"也有可能稱為"鸮(淏)子"；"鸮子"的活動年代在公元前411年左右，"陳淏"的活動時間在公元前44年至前397年之間，兩者活動時間接近；《呂氏春秋·順民》中"鸮子"、"和子"都是齊莊子的重要屬員；《系年》中"陳淏"與田和一起，與三晉大夫盟會，并受理別國軍事求援，地位同"鸮子"一樣較為尊崇。由上述關聯來看，《系年》"陳淏"即《呂氏春秋·順民》"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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