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三國志·魏書》記載，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繼位后，仍稱當年為景初三年，但次年則改稱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號實際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緣盤龍鏡為東渡的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時得知魏朝皇帝改年號之事，所以在銅鏡的銘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號。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河南汝州市煤山遺址的西部進行了考古發掘，共發現龍山時期的土坑豎穴墓6座。墓葬分有二層臺墓和無二層臺墓兩種。出土遺物以彩繪陶器為主，器類有壺、豆、罐、杯、碗等。遺物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因此墓葬的埋葬習俗應受到石家河文化的較大影響。5～26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對長樂宮六號宮殿遺址的主體建筑及其附屬建筑進行了發掘。附屬建筑分兩部分，均由殿堂、廊道、散水和院落組成。從出土遺物看，該建筑始建于西漢初期并一直沿用到王莽時期。根據發掘資料并結合文獻記載，六號宮殿遺址應是長樂宮的前殿舊址。1年初，對東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窯址進行調查，共發現3多處窯址。同年3~11月，對南山窯址進行發掘，共揭露3條窯爐、8個灰坑、2個貯料坑、1條水溝和若干個柱洞，出土大量原始瓷器。南山窯址是一處商代幾乎純燒原始瓷的窯場，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產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7年以來，對山西翼城縣大河口墓地進行了發掘，已清理多座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棺槨，墓主多為仰身直肢。大中型墓以隨葬青銅器為主，小墓以隨葬陶器為主。這處墓地墓主的國族名為"霸"，"霸伯"是權力擁有者。大河口墓地的發掘對于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具有重要意義。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成都龍泉驛區青龍村的一座磚室墓進行發掘。墓葬為較大型的長方形雙室券頂磚墓，墓壙平面呈"亞"字形，兩墓室均由封門墻、墓室、棺床、耳室和肋拱組成。此墓是迄今發掘的除王建永陵之外的級別的前蜀重臣和分封親王墓葬，為前蜀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1年，對江蘇蘇州市木瀆古城進行發掘，發現五峰村北城墻和城壕遺跡、新峰村南水門遺跡，以及東、西城墻遺跡等，出土遺物有原始瓷器、陶器等。初步推斷北城墻修建于春秋晚期，南水門使用時期為春秋晚期。木瀆古城應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木瀆古城的發掘為探索吳國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線索。1年，對新疆鄯善縣吐峪溝石窟寺遺址進行發掘，清理了5多處洞窟和許多窟前遺跡，以及一處地面佛寺。新發現壁畫面積約2平方米，還出土大量文書殘片。吐峪溝石窟均是多層式的組群布局，新清理的兩處禮拜窟應開鑿于公元5世紀前后。吐峪溝石窟寺遺址的發掘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6年至27年，湖北省丹江口市的蓮花池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墓葬6座，出土了種類豐富的隨葬品。結合出土器物特征，這些墓葬可初步分為兩期。期為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第二期為西漢早中期。這批墓葬是研究丹江地區戰國晚期楚文化、秦文化和西漢這三段重大歷史時期的重要考古學資料。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現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河南三門峽市虢國墓地M26出土了兩件制作精青銅器單叔盨與豐伯簠。單叔盨是單叔為其女兒孟姞嫁到虢國所做的媵器。豐伯可能來自姞姓豐國，豐伯簠極有可能是豐伯為媵單國之長女孟姞所作之器。這兩件器物反映了西周時期的媵婚制度。

本文考察了楚簡中一類從"付"之字的省形寫法，提出包山楚簡147號簡的" "可讀為"釜"或"鬴"。上博七《凡物流形》7號簡的" "字可考慮讀為"腐"、"祔"和"附"，并對這三種釋讀分別做出分析。辨讀湖北隨州義地崗曾公子棄疾墓所出銅器銘文二則。曾公子棄疾斗銘文器名前之字應為" "，與楚文字多見的" 缶"之" "一樣，當讀為"赴"，說明器物移動使用的特征。曾公子棄疾、甗銘文器名前之字當是"葬"，說明器物屬專為陪葬而造，"葬"字寫法與秦系文字同而與楚系文字異，值得研究曾、楚文字時注意。1年，鄭州華南城發掘一座唐墓。墓葬磚雕精美。墓中出土墓志上刻青龍、白虎、玄武、朱雀四瑞獸及十二生肖等圖案。此墓的發掘為我們補正和研究裴度家族譜系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由于舊石器時代飾品的發現較少，且分布零散，所以關于飾品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制作，而對于穿系方式少有深入，這就成為目前舊石器時代飾品研究的新領域。山西吉縣柿子灘遺址中出土有3件穿孔飾品，通過對其穿孔位置和表面繩索壓磨痕跡的觀察分析，飾品可以明確識別出單繩單孔、單繩雙孔、雙繩單孔和多繩單孔四種穿系方式，相應形成以串飾和墜飾為目的的多種穿系方式的組合。這項研究為探索舊石器時代飾品的制作工藝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信息。

地處大渡河源頭區的馬爾康哈休遺址史前遺存歸屬于包含一定仰韶文化晚期遺存和本土文化因素的馬家窯類型，哈休先民以狩獵作為獲取肉食資源的主要手段，與岷江上游地區主要以飼養家畜獲取肉食資源的馬家窯類型的生業方式有著明顯的差別。兩個區域同時期生業方式之間的差異應與地貌環境、海拔高程甚至區域經濟傳統有關。6年，在衛輝市大司馬墓地發掘了隋唐時期的乞扶令和夫婦合葬墓。此墓為帶長斜坡墓道的單室土洞墓，由墓道、小龕、過洞、天井、封門墻、石門、甬道及墓室等部分構成。出土的陶俑及其他各類遺物具有隋代早期特征。由墓志銘文可知，墓主乞扶令和死于隋大業六年，唐貞觀元年與夫人郁久閭氏合葬。

日俄戰爭后，日本開始對東北進行、經濟滲透。日本主義對東北的侵略野心激起了東北人民的強烈反對，也使得東北地區的愛國知識分子積極探索反日救國的良方。九一八事變前，以杜重遠為代表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倡導實業救國，挽救國家危亡。杜重遠創辦肇新窯業公司與日本的陶瓷企業競爭，擠垮了日本的陶瓷企業；他還奉天商民聲援拒日臨江設領的斗爭，迫使日本撤銷了臨江領事分館。以閻寶航為首的一部分愛國知識分子以奉天教青年會為基地，創立各種愛國團體，開展抵制日貨斗爭；同時，興辦平民教育事業，宣傳教育救國。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先進知識分子被迫到關內，其對日斗爭也發生了質的變化。這一時期，他們的斗爭不僅僅停留在反日愛國階段，而是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他們組織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聯絡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掀起東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根據考古發現可以確定我國西北地區青銅時代的開始，齊家文化大約是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四壩文化大約是在夏代中期至商代早期，林雅墓地大約是在公元前19~13世紀。北方地區青銅時代的開始，夏家店下層文化大約是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朱開溝文化大約是在商代早期。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是在公元前16世紀進入青銅時代。3年以來，對遼代祖陵陵園及其附近相關遺存進行了較為的調查，并對陵園內的一號陪葬墓、陵外"太祖紀功碑樓"基址、陵園內"甲組建筑基址"等進行了發掘。調查和發掘獲得了一些新的認識，填補了遼代早期陵寢制度研究的空白，推進了古代陵寢制度、遼代考古學與歷史學等方面的研究。本文使用偏光顯微鏡、X射線熒光分析儀（XRF）分析了兩件戰國時期的乳釘紋管形器MB11和MB26，兩件器物均含有玻璃相和肉眼可見的石英顆粒。XRF分析結果顯示，MB11和MB26器表化合物的成分相同且含量接近。采用掃描電子顯微鏡、能譜儀（SEM-EDX）、拉曼光譜儀等確定MB11為費昂斯和玻璃制品的過渡制品，石英砂顆粒粒度45μm之間者占97%，52μm者僅占3%。SEM-EDX分析表明MB11藍色玻璃體為Na2O-CaO-SiO2，同時含有少量的助熔劑PbO和BaO。一般認為，Na2O-CaO-SiO2是西方古玻璃的主要化學成分，而PbO-BaO-SiO2是我國獨創的古代玻璃體系。此次在Na2O-CaO-SiO2玻璃中發現有少量的PbO和BaO，可視為我國古代玻璃使用助熔劑的過渡轉變之一例。周代組玉佩是在禮制規范下，按一定規律穿系而成的大型玉佩飾。根據其組合方式分為多璜式、玉牌式和環佩組合式三種。其中多璜式組玉佩主要出土于姬姓諸侯及夫人墓葬中，玉牌式組玉佩專屬諸侯夫人佩戴，主要起裝飾作用。春秋戰國之交，隨著周禮衰落和服飾制度的改革，組玉佩在形制和佩戴方式等方面表現出靈活性和統一性，并成為秦漢時期流行的佩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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