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過對27件 符號的器物分析，認為 符號的使用流行在戰國時期，戰國中期晚段與晚期早段相對集中。從地域上來看， 符號的使用是從川西的蜀人區開始的，尤以成都附近*為集中，戰國中、晚期時向南、北、東擴展至巴蜀全境，成都一地的使用情況卻相對減少。使用 符號的器物目前只見有銅矛、銅劍、銅戈三類，與器物種類密切相關。 符號的組合有由簡單到復雜再到簡單的過程，符號間組合的復雜化不代表族群的分化，而是概念表述的繁化與細化。 符號較集中地出現在滎經縣北郊同心村墓地、什邡市城關戰國墓地、宣漢縣羅家壩墓地。族屬上， 符號不具有族屬符號的性質。 符號在蜀人區多出現在高等級墓葬中，高于巴人區出現的墓葬等級，但都沒有標示社會等級的含義。蘇東海先生曾任博物館陳列部主任，是的博物館學研究專家，致力于博物館哲學和博物館發展的研究。此次訪談主要圍繞"國家博物館歷史的研究"這條線索，內容涉及"國家博物館簡史"和"國家博物館百年展覽研究"的指導思想、寫作原則、歷史分期，陳列工作的經驗，"展覽策劃"概念的演變，"陳列"和"展覽"的區分等方面。*后，蘇東海先生從自己的角度談了對國家博物館展覽業務的期望和對國家博物館的發展寄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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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陜西梁帶村、山西黎侯墓地等新出畢氏有銘器后，清華簡《耆夜》、《祭公》有"畢公高"、"畢桓"，為研究西周畢氏提供了新材料。本文從簡本《耆夜》、《祭公》切入，結合金文等其他西周文獻，綜合研究西周畢氏：以《耆夜》為導線，辨析畢公高的史事及其相關金文；考辨簡本《祭公》的"畢桓"與其他畢氏，證明西周中期畢氏很興盛，未出現中衰；討論畢氏的分支楷氏與楷國；綜合排列畢氏世系譜，畢、楷兩支皆延續到西周晚期，所謂"其后絕封"疑是國人至厲宣之間的斗爭所致。采用ICP-OES法對24件鄭州地區出土二里崗期青銅容器的化學組成進行了分析檢測，為了解二里崗期商王都地區的青銅業，尤其是青銅禮器的合金技術，提供了迄今為止數量*多的一批重要數據。在此基礎上，對二里崗期商王都范圍與其他地區，主要是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容器，在合金成分上的異同進行了討論，同時也討論了這一時期對二里頭晚期青銅容器合金技術的繼承和發展。


徐嶠墓志23年出土于洛陽龍門鎮張溝村北，青石質，方形，長89厘米，寬89厘米，厚19厘米。志文楷書42行，1649字，可補《新唐書.徐嶠傳》之不足，也是研究徐姓源流以及唐玄宗時期、經濟、文化的珍貴資料。清乾隆年間在北京地區出土的唐崔載墓志，志文中涉及的幽州城坊里和鄉村之名，即幽州薊縣招圣里和幽都縣保大鄉杜村，對于研究唐代幽州城具有重要意義。但出土24年來學者從沒有對它做過專門研究，對其出土地點等也沒有提出過異議。本文對此墓志進行了考證，并對出土地點等重新。認為唐幽州城的幽都縣保大鄉之"杜村"，其地點應在今北京海淀區中關村廣場南側的丹棱街一帶，至少12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生活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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