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山崗遺址位于豫西南丹江下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建設，于28年5月至212年1月，對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本次發掘不僅發現有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遺存，還發現有西周等時期遺存。西周遺跡主要有灰坑、溝、墓葬等；出土的典型器物主要為陶鬲。從器物的特征來看，遺存的年代涵蓋了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西周早期的陶鬲，頗具商文化特征；西周早中期之際的陶鬲，表現出了強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如陶系為夾砂紅陶，鬲足為柱狀等；西周中期后段以后，出現了明顯為"二次包制"的柱形鬲足，屬"楚式鬲"的典型特征。這些發現為早期楚文化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虢、應、晉、芮等兩周時期諸侯國墓地的發掘，為進一步研究周代的禮樂制度提供了寶貴資料。本文借助文獻資料并通過對以上諸侯國墓地發掘資料的梳理，從墓葬出土青銅禮器、樂器、玉器以及輿服、棺槨、墓葬形制等方面，對墓葬所反映出的周代禮樂制度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并闡述了周代禮樂制度對后世的影響。清代州縣差役承擔著州縣的田賦催征、漕糧征收、差徭征派等各項繁雜事務，是州縣賦稅征收職能得以正常運轉的重要一環。正因為差役是州縣賦稅征收的直接執行者，他們恣意擾害、勒索鄉民，貪贓舞弊手段層出不窮。究其原因，要從清代的社會制度角度來分析。本文通過比較分析業已公布的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期間日記的不同版本，探討了蔣介石日記的史料價值。基本觀點是：蔣介石早期的日記比較坦率，但中山艦事件以后，開始考慮用日記維護自己的形象，從而對日記不斷進行修改；從史料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有意的史料"，史家在使用時必須注意不被誤導。3年，國家博物館組建后，整合了原歷史博物館和博物館的學術力量，積極推動開展學術研究工作，擴大了學術研究的領域和學科之間的聯系，成果豐碩。主要表現在：建立學術委員會，加強學術科研工作的規劃管理；積極申報科研課題，以課題制帶動學術研究在不同層面上的發展；加強藏品研究，促進館藏轉化為獨特而重要的展覽資源；繁榮學術研究，通過學術研討提升展覽的學術層次；加強人才培養和學術團隊建設，保證學術研究持續發展后繼有人；推動學術交流，促進學術研究成果向社會普及；加強學術成果的出版，精心維護和塑造良好的學術形象。

從相關卜辭和本身內容來看，小臣墻刻辭可以補缺，本文對其進行了補釋，對其中一些字、句闡述了新的認識；并探討了小臣墻的身份，認為小臣墻是來自墻族的軍事首領。河南新蔡清初宋祖法壽屏，是一套三組巨大的興盛于明末清初的款彩漆雕畫屏風，共36扇，壽屏上賀文兩篇，款彩技法畫三幅。賀文表彰了壽屏主人為發展八閩教育做出的巨大成就，凸顯了清初統治階級尊儒重教和滿漢結合的統治理念，具有較高的史料和藝術價值。商代墓葬中存在有意毀壞隨葬物品的現象，毀壞對象包括陶器甚至青銅禮器。這并非偶然現象，而是殷商時期非商部族所使用的一種葬俗。其目的是將墓主之器或祭祀墓主之器打碎，以防其他人或其他鬼神使用該祭器。長族是使用毀物葬俗的部族之一。張大義是云南大理人，近代先驅，愛國留日學生的杰出代表。他文武兼備，在近代不僅有積極宣傳之功，還有投身起義之舉，在攻克上海時戰功赫赫，是武昌起義后各地黨人共商國是時的云南代表。成立后，張大義一直追隨孫中山左右，是意志*為堅定的同盟會員之一。本文根據相關史料，梳理張大義參加近代的英勇事跡，探知其思想，還原其的一生及其對近代的重要貢獻。塔作為一種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遺骨、遺物的建筑。古代和東亞地區的佛塔與佛教的傳入有關，是印度"窣堵坡"與木構重樓結合的產物。由于年代久遠，早期的樓閣或木塔已沒有實物保存，人們僅能在考古出土的漢代明器陶樓與墓室和石刻壁畫資料中對其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是對考古發掘的佛塔遺址的復原研究。本文通過對5-6世紀北魏平城思遠寺、龍城思燕寺、洛陽城永寧寺和東魏北齊鄴城趙彭城佛寺塔基的比較研究，探討了這個時期佛寺木塔建筑形制結構的異同特點和發展變化，為研究這個時期佛教建筑的發展演變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

學術界對漢代城鄉人口比例及普通聚落的空間形態有不同認識。普通村落一般集聚在大小城邑周圍。城鄉聚落的比例與文獻記載不同。已發現的漢代普通聚落遺址均未發現墻垣遺跡。鄉內之里的戶數和地理范圍均不固定，布局多分散且無規律。普通居民居所建筑形式都大致相同，聚落布局能夠表現出手工業與農業經濟的發展面貌，這類平民居所應與文獻中記載的"廬"有密切關系。漢代普通聚落考古工作一直相對滯后，今后應高度重視漢代普通聚落的田野考古研究，著力探討其與漢代基層社會組織單位之間的對應關系。辛亥的旗幟呈現紛繁雜亂的特點，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辛亥本身的復雜性。孫中山堅持使用青天白日旗，共進會設計了自己的旗幟十八星旗，武昌起義后，各地起義者打出各種以"反滿"相號召的旗幟，后來隨著各種力量的妥協，五色旗被各方接受，成為中華的面國旗。本文結合新發現的東周時期墓葬材料，揭示河套東部地區東周墓葬中出土的工具特征，并對其所反映的墓地特點和文化淵源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本文研究表明，這一地區東周墓地至少可以劃分為三個類型，不同墓地的人群對隨葬器物種類的重視程度不同，各墓地男女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分工。另外，該地區受到多方面文化因素的影響，其中晚期中原文化因素有加強的趨勢。能量散射X射線熒光分析結果顯示，小雙橋遺址所出岳石文化風格陶器與該遺址所出二里岡文化的相關器類在原料選擇上呈現出相似的規律性特征，應為熟悉岳石文化制陶技術者在鄭州地區制作的陶器。通過項城漢代陶戲樓的分析，漢代戲樓可能已初步具備后世戲樓采光、通風和演出、觀賞的要求。該陶樓結構復雜，裝飾獨特，再現了漢代廳堂式的演出情況。

本文在梳理傳統的西周銅器斷代的7種方法的基礎上，對過往方法的利弊進行了重新的檢視，提出了運用考古類型學建立年代框架再結合傳統方法斷代和陶范斷代法兩種方法，并論述了其優勢。陶器起源于我國長江中游南嶺以北的江南丘陵地區，這些陶器均為圜底器，各方面都顯示出原始的特征，伴出石核-石片打制石器，骨、角、蚌器發達。這與我國北方、俄羅斯遠東地區和日本發現的年代稍晚、伴出細石葉的平底陶器有明顯差異，但與圜底陶器的共存又顯示了后者可能受到我國南方地區早期陶器的深遠影響。后陳遺址位于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重崗社區后陳村，在重崗山南側坡地的邊緣，距離縣城約1公里。遺址于213年春季由國家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館在重崗山地區進行區域系統調查時發現，遺址保存狀況較差，在213年冬季，因農民取土導致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國家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考古所對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由于破壞嚴重，目前遺址的面積僅存約2平方米，發掘所獲的遺存很難完全反映遺址文化面貌，不過可以確定其為一處岳石文化時期的遺址，文化面貌上更接近于泗水流域尹家城類型的岳石文化，也受到照格莊類型的影響。后陳遺址是在泗洪縣境內次發現岳石文化時期遺存，豐富了對蘇北地區岳石文化的認識，擴大了岳石文化在蘇北地區的分布范圍。12年4-6月，國家博物館在山西省東南部絳河流域進行了史前文化考古調查，共調查史前文化遺址23處，這些遺址涵蓋了從仰韶早期至商的各主要文化時期。其中，李高遺址出土的一批陶器標本屬于后崗一期文化，時間上屬于仰韶文化的較早階段，是該流域目前發現*早的文化遺物；以鮑店和柳行為代表的兩處遺址的陶器數量眾多，器形種類多樣，屬于仰韶文化中期階段*具代表性的文化遺物；水泉遺址出土了豐富的廟底溝二期文化階段遺物，反映出自仰韶文化結束以后黃河中游地區文化面貌的一致性在相當長時間仍得以延續；夏商時期的文化遺存發現于常金、東垴、北宋、王公莊等遺址，文化面貌較為復雜，可能是這個階段人口繁衍數量劇增、不同族群互動頻繁的結果。戎是先秦民族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先秦尤其兩周歷史進程的發展與走向，華夏文化的豐富、多樣化，華夷之辨思想的出現，以及加速華夏民族的形成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春秋時期，戎在史籍與出土青銅銘文中多有出現。本文在考辨相關史料的基礎上，以期對春秋時期諸戎的分布地域有清楚的認識。近代桐城派名家方宗誠編定的《柏堂集外編》中收有曾國藩書信一封。此信沒有收入《曾文正公書札》、《曾文正公書札續鈔》、《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曾國藩未刊書札》及211年出版的《曾國藩全集》。本文對此信的真偽和寫作時間進行了考辨，并闡述了其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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