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館藏稿本《曾幕文牘》兩冊是同治五年(1866年)至八年(1869年)由曾國藩幕僚起草、經曾國藩本人核改的信稿匯編，收錄251通信函，收信人涉及94位晚清政界、軍界重要人物。首先，結合曾國藩文集和吳汝綸文集等材料，梳理曾國藩與吳汝綸關系，確定文牘應系吳汝綸家藏。其次，整理曾國藩批示、修訂。他要求幕僚擬信時確定收信人稱謂一致、回復軍政要務信函需參閱相關稿札、盡快回復與戰事相關信札、指明刪改原因等；對信札的修改主要是文字的考證辨析、具體內容的修訂等等，這些體現他務實但又一絲不茍的辦事原則，對了解曾國藩生平、幕僚情況、交友等問題，具有珍貴史料價值。*后，校勘《曾國藩全集》收錄信函，發現全集未收信件169通。文牘作為擬信底稿，保存了文字的原始狀態，對于補充全集等已刊信函的缺失內容、確定繕發日期、校訂脫文和衍文，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15年3月，山東省濟陽縣垛石鎮前劉村發現兩座東西并列的唐代家族墓葬。兩座墓葬的形制均為帶墓道的圓形穹隆頂磚雕墓；M1為單室，M2為雙室。M2出土的墓志中記載墓主人為顧忖，生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卒于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年)。顧忖先后任官黃縣尉，東光、章丘、臨濟縣令。其家族是魏晉時期名門士族，多出官吏，涉及多位重要歷史人物。M2是濟南地區首次發現的有明確年號的唐代磚雕雙室墓，墓葬的形制、結構、磚雕風格均極富特色，為了解唐代穹隆頂雙室墓提供了詳細資料。墓志中記載墓葬的年代，準確解決了唐代墓葬考古上的斷代問題，具有標尺意義。前劉村唐代家族墓的發掘，為了解濟陽的地名沿革提供了重要資料，填補了現存《濟陽縣志》只能較為詳細地記錄到金代的歷史；墓葬的發掘對于研究當地水利水文、自然環境變遷等均具有重要價值。在焦作發現的一些石刻文物中，記載了該地區歷代煤炭開采、煤礦礦難及相關歷史人物和事跡。這些石刻文物是研究焦作煤炭發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螺鈿漆器是嵌蚌飾漆器的通稱，周代稱為蜃器，主要作為祭器使用。商周螺鈿漆器多出自當時王畿內大型墓葬，主要有豆、罍、方彝、案、俎、禁、抬盤、鼉鼓、磬架、車等，以豆、罍為多，花紋由彩繪與蚌飾組成，蚌泡的孔內嵌綠松石片。蚌飾較厚，厚度在1毫米以上。漆器嵌蚌飾后再彩繪，多為紅彩。墓主身份等級很高，有商王，也有公卿或侯伯等。螺鈿漆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夏代，周代有專門的"掌蜃"官負責管理蜃物，西周以后，螺鈿工藝衰落，唐代復興。

在柿子灘遺址S29地點發現8個文化層，清理用火遺跡285處，出土遺物8萬多件。遺物多以用火遺跡為中心集中分布，類別主要有石制品和動物骨骼，以及少量蚌制品等。各文化層中不同的石制品制作技術和類型組合，體現出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石核一石片"技術體系中"細石核一細石葉"工藝的起源和發展過程。本文通過對黑龍江省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博館收藏的11件青銅刀進行分類研究，結合已發表的考古發掘資料，推斷其年代*早可達商代，*晚至春秋戰國，其中大部分標本年代為東周時期。

作者曾撰《殷墟王陵區人祭坑與卜辭所見"羌祭"及"殺牲法"研究》一文(載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報》，213年9月)，討論殷墟王陵區祭祀坑與殷墟甲骨文中屢屢提到的"伐羌"、"用羌"卜辭間的關系。文章發表后，作者組織力量對文章涉及到的部分殷墟王陵區人祭坑實施重新發掘。結果表明，殷墟人祭坑中的人骨個體數，與甲骨文中羌祭卜辭中的用羌數量確有顯著相關性。本文使用偏光顯微鏡、X射線熒光分析儀（XRF）分析了兩件戰國時期的乳釘紋管形器MB11和MB26，兩件器物均含有玻璃相和肉眼可見的石英顆粒。XRF分析結果顯示，MB11和MB26器表化合物的成分相同且含量接近。采用掃描電子顯微鏡、能譜儀（SEM-EDX）、拉曼光譜儀等確定MB11為費昂斯和玻璃制品的過渡制品，石英砂顆粒粒度45μm之間者占97%，52μm者僅占3%。SEM-EDX分析表明MB11藍色玻璃體為Na2O-CaO-SiO2，同時含有少量的助熔劑PbO和BaO。一般認為，Na2O-CaO-SiO2是西方古玻璃的主要化學成分，而PbO-BaO-SiO2是我國獨創的古代玻璃體系。此次在Na2O-CaO-SiO2玻璃中發現有少量的PbO和BaO，可視為我國古代玻璃使用助熔劑的過渡轉變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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