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發達的木刻刊印出版記事的功能，積累了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可是，美術史的一般著作還局限在文人畫發展的軌跡之上，明代典籍插圖在整個明代繪畫的重要性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三省備邊圖記》以一圖一記或二圖一記的方式，記錄和表現了蘇愚所指揮的抗倭之戰，依據文字的構思立意、構圖布局、人物表現，遵從審美規律的黑白對比與疏密安排，成為明代典籍中的抗倭圖像的代表作。與卷軸畫中的抗倭表現以及與典籍中的其它抗倭圖像相比，明代典籍中的抗倭圖像完全脫離了文人自我的或文人群體的趣味，將木刻刊印藝術上升到一個國家層面上的時代寫照，并表現出與自古就有的"成教化，助人倫"傳統之間的聯系。張大千的"畫家"之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傳奇，迥異于2世紀的其他畫家。但也正因為其復雜和多面，導致在研究中常出現各執一端、相互矛盾的評價差異[1]。本文擬從張大千對于自我"畫家"身份的認同、建構并且自覺調適這一角度切入，圍繞其三四十年代學習"畫家之畫"的主張與實踐進行探討，將其回置于當時的畫風轉向中，分析這一主張提出的內外原因以及如何具體展開；通過對"畫家之畫"的學習，探討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一套畫學論述，不斷拓展繪畫史的深度，并*終促成其"畫家"身份的轉化，走向晚期自我創造的獨特繪畫新貌。透過張大千的"畫家"之路，思考其背后所蘊含的自覺意識、技藝經驗和史觀維度可以為當下的畫發展提供怎樣的啟示。17年上半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發掘了四川眉州彭山區范圍內的岷江河道江口段，出水2余枚西王賞功金銀幣，這是首次經過系統考古發掘證實了西王賞功幣的存在，為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歷史難題提供了科學依據。本文通過對西王賞功幣學術史的梳理，指出近七年來其經歷了從被瘋狂盜挖到科學發掘、從收藏熱點到學術熱點的轉變。文中對江口遺址出水西王賞功金銀幣的特點進行了總結，并提出西王賞功發掘品可能是未曾頒發過的金銀幣。部分出水金銀幣面上殘存疑似火燒的痕跡，有可能為印證史籍所載清初楊展率兵火燒張獻忠船隊的記載提供實物資料。將這些西王賞功考古發掘品作為標準器，與一些傳世品進行比較，對傳世品的真偽問題做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對部分金銀幣給予肯定，對某些銅幣提出了質疑。南陽市仲景花鳥市場位于南陽市濱河東路北側。7年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經報批對仲景花鳥市場9座墓葬進行了清理，出土了一批珍貴的瓷器。M2的發掘豐富了這一地區東漢時期墓葬資料，同時這些瓷器也為研究這一時期埋葬制度、文化特征等問題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本文從遺跡現象和文獻資料出發，認為楊大眼龕的規劃始鑿早于景明三年五月卅日，完成于正始二年或三年楊大眼參加對南朝軍事斗爭勝利后經龍門歸闕之際。

鄧國銅器以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比較多見，其形制、紋飾及銘文均有濃厚的中原文化特色。文獻記載中稱鄧君為"鄧侯"，銅器銘文亦顯示鄧于周初后長期稱"公"，可見鄧國的地位與實力。楚雖于春秋早期兼并鄧國，但并未使其絕祀，而是被降為附庸存于楚境。這一史實，有助于加深對上古社會從分封制到郡縣制轉變過程的認識。7年9~12月，鄭州大史學院考古系等對牛牧崗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以及東周、西漢等時期的遺存，其中以龍山文化遺存*為豐富。龍山文化遺存遺跡有房址、灰坑，遺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該遺址的發掘，為研究豫東地區古代歷史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5年8月，徐州博物館在徐州市南郊西奎山北麓清理了4座西漢時期同穴合葬墓。其中MM1為石坑豎穴墓，豎穴底部并列葬二人；MM12為石坑豎穴洞室墓，豎穴底部及洞室內均葬有人。墓葬雖遭盜擾，但仍出有陶器、原始瓷器、銅器、鐵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墓分布較為集中，應為同一家族墓葬。1年4~5月，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孟津縣上店村清理了1座唐代土洞墓。墓葬由墓道、過洞、天井、壁龕、甬道、墓門、墓室等組成。壁龕內出有較多盛唐時期的彩繪騎馬俑、立俑和陶豬、狗、馬、牛、雞、羊等遺物。該墓葬的發掘，為研究洛陽地區盛唐時期大型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組合、制陶工藝等提供了實物資料。曾姬方壺之銘頗多修辭，故引起廣泛討論和諸多異解。本文在充分參考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銘文進行了通盤解讀。楚宣王26年，圣桓夫人曾姬撒手而去。喪主為她選擇的陰宅，是漾陵一帶墓地中的，于是鑄造了宗廟用的青銅祭器加以紀念。由建設陰宅而鑄器，在青銅銘文中****；而墓葬稱陵、墓地稱蒿間，在出土文獻中都是*早的。壺銘對研究古代的墓葬、墓地和死后世界頗有助益。浙江省博物館收藏有一批商周青銅器，包括鼎、簋、爵、斝、觚等，來源不一。本文對其中15件禮器作了初步整理與分析，認為它們在器型、紋飾、銘文等方面皆具有較為明確的時代特征。焦作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古河內地區，歷史悠久。漢代是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為繁榮的時期，尤以漢獻帝禪讓帝位于曹丕，被封為"山陽公"居住于此而名聲大震。焦作地下埋藏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其中出土的大量漢代陶倉樓，是極具地方特色的珍貴文物，不僅數量繁多、類型豐富，而且裝飾精美、結構獨特。根據陶倉樓的形制和結構，可以分為四個類型：帶院落的多層陶倉樓、連閣式陶倉樓、聯倉式陶倉樓和簡式陶倉樓。其中，聯倉式陶倉樓是東漢時期出現的一種新型陶倉樓，制作精美、裝飾華麗，主要出土于山陽故城周邊1公里范圍內的漢墓群，反映了焦作地區東漢時期陶倉樓的發展演變和高超的建筑技藝，具有重要的歷史及藝術價值。利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和質譜方法測定了安徽蚌埠禹會遺址出土的薄胎磨光黑胎與普通陶器的微痕量元素化學組成，并對測試數據進行了主成分分析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分析，結果顯示，薄胎磨光黑陶的微痕量元素組成與普通陶器有明顯不同，結合考古學背景分析，這種制作精**陶器應不是由禹會遺址本地生產，而是從外地傳入的，且其產地來源可能在2處以上。本文的研究對探明禹會遺址的性質、驗證"禹會涂山"歷史記載的真實性、了解龍山時代晚期皖北及其周邊地區陶器傳播與文化交流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今本《文子》某些文字仍保留著古文寫法，如壄、是、眎等，而同樣寫法的字在《淮南子》中，則未曾見到。即便是《文子》誤作的"害眾"二字，仍有可能是后人不識古文"周鼎"的寫法轉寫致誤。同時，漢人識讀、轉寫古文的能力極為薄弱，不太可能仍然用古文創作或書寫《文子》，所以今本《文子》一書當在秦始皇統一文字之前已經出現。六博棋局、日晷、銅鏡上共有的TLV紋從何而來，一直以來聚訟紛紜。本文系統整理考古出土的六博棋局，依據圖案加以歸納，并進行歷時的排比，以考察演變的過程，并認為TLV紋是六博棋局發展到西漢時代的樣式，出現年代不早于戰國末年。鐵嶺墓地是鄭韓故城西北方向一處面積巨大的邦墓地，墓葬排列密集而有規律，29年發掘了十余座銅器墓，對于認識鐵嶺墓地的性質有重要的意義。6年以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市區西北部的河南置業有限公司和河南電力工業學校發掘唐墓兩座，其墓葬形制保存較為完整，出土有陶器、瓷器、銅器、鐵器、木器等珍貴文物，年代分屬初唐和中唐兩個時期。其中河南電力工業學校所出墓志為研究唐代社會提供了可信的資料。河南漢畫像石題材豐富、分類眾多，不僅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精神內涵，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歷史、藝術和考古價值。就其藝術精神來說，它具有豪放樂觀、靈動飛揚、勇于開拓的進取精神，宏闊雄渾、豁達博大的開放精神以及氣勢恢弘、威猛昂揚的尚武精神。銅禁是我國西周開始出現的新式青銅器，自上世紀初開始發現，但對其起源、定名、用途等問題學術界存在諸多分歧。本文根據目前我國已發現的五件銅禁，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對銅禁的起源、定名、用途、使用年代、使用者身份等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文中通過對河南淅川和尚嶺春秋墓葬所出青銅祖槷銘文的釋讀，考證此類器物的性質實為古人致日測影之槷表，并正其名曰"祖槷"，糾正了學術界以往普遍將之視為鎮墓獸座的錯誤觀點。同時，在研究先秦時期的致日制度及相關器物的基礎上，闡述了以器喻德的獨特觀念，建立了自新石器時代至秦漢時期圭表測影的固有傳統。晚商時期商文化進入海岱地區至少通過兩條通道，其一由古黃河、古濟水、古泗水溝通中原與海岱進而連通至江淮中下游地區，可稱為水路。另一通道大體是商末征人方路線。通道主要功用很可能是為了控制魯北的海鹽及保障長江下游地區的銅錫原料的北運。本文以墓葬形制和規模為標準，考察和比較商周時期的墓葬等級序列，發現商周時期墓葬存在巨大差異。商代普遍存在的非正常埋葬現象不見于西周；商時期各等級墓葬規模存在巨大的落差，而西周時期各等級墓葬的墓室面積則遞減平緩。商周墓葬等級之間的差別反映了商周社會、禮制與文化的差異，體現了商周政權更替所帶來的巨大變化。本文在對目前考古發現北朝至隋入華粟特人墓志出土情況、內容、分布、形制等方面分別介紹的基礎上，對其間入華粟特人墓志的形制與志主品秩做了比較研究，從中發現在北朝時期入華粟特人墓志大小與志主的品秩已呈明顯正比關系。出土墓志反映了唐以前入華粟特民族在中原的主要活動范圍，見證了在華粟特首領深受中原文化影響，且遵從于中原統治階級的等級要求。神人神獸鏡以往多被視為東漢晚期至魏晉時期的典型銅鏡，其中有一類簡化型神人神獸鏡，主要特點包括：主題紋飾區狹窄，輔助紋飾區寬大；主題紋飾區以凸起的環狀乳丁紋為間隔的神人神獸紋為主，輔助紋飾區為以弦紋相間隔的連珠紋(或乳丁紋)、鋸齒紋、水波紋(或雙折線紋)等紋飾的多圈排列；鏡緣均為呈"∧"字形的三角緣。本文通過對考古發掘和博物館收藏的十余面此類銅鏡鏡背紋飾內容發展變化趨勢的分析，論證這類銅鏡雖源自東漢以來的神人神獸紋鏡，但總體上呈現逐步簡化、消亡的趨勢；其流行時代主要在隋至初唐，比以往所認為的東漢到魏晉時期時間更晚，并初步探討了它的發展演變規律。對這種簡化型神人神獸鏡時代的進一步廓清，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南北朝至隋唐時期銅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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