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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窯米黃釉瓷器中帶有紀年銘文的傳世品和出土物比較少見，國家博物館、財團法人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和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分別收藏了一件刻有"大明萬歷乙卯年(萬歷四十三年)""漳州""同安縣""東溪鄉""陳福成""開元寺"等銘文的瓷雕作品，造型典雅雋秀，線條流暢優美，工藝高超精湛，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本文結合文獻和前人研究，考釋瓷雕銘文和相關內容，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生產瓷雕的窯口位于泉州府同安縣東門外東溪附近，今屬廈門市同安區東溪一帶，地處廈、漳、泉三角開放區的中心位置；陳福成監制瓷雕，并于銘文中體現地緣位置，展現出漳窯生產中濃厚的同業競爭的商品經濟意識和形態；瓷雕皆為開元寺供養器，為定燒之物，銘文內容豐富了明代瓷器的供養銘文體例。明代帝陵石刻制度較之唐宋帝陵有較大的變化。本文在實地考察并結合文獻的基礎上，分析了明皇陵和明孝陵石刻雕鑿年代和制度來源，指出明皇陵在經歷了明初對北宋先帝陵神道石刻的刻意模仿之后，明孝陵的神道石刻在其基礎上大膽創新，成為一代之制，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年，貴州省引進首批日本教習任教武備學堂。黔省地處西南，也不是Zui受日本重視的區域，卻多省與日本建立官方往來。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與黔撫鄧華熙的個人因素密不可分，包括他所具有的趨新思想、此前在安徽巡撫任上積累的招聘經驗以及與日人建立的交往聯系等。鄧華熙接任貴州巡撫不久，為"開風氣"、"宏教育"而向日本方面提出聘訂教習。雙方就教習的聘用期限、權限、薪酬及人選等問題進行了細致商議，并Zui終確定了招聘合同。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當地的發展。以教習為主的在黔日人，則成為日本與貴州聯系的重要中介；在商談招聘的過程中已漸顯強勢的日本，亦借此機會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的滲透。黃胄的創作實踐為人物畫的發展開創了一條新路。從千陽寫生到師從趙望云及兩赴黃泛區寫生，黃胄藝術漸漸走向個創作高峰，在6年代初創作了《慶豐收》、《載歌行》、《奔騰急》等代表作。其后，黃胄以"必攻不守"的精神，走出人生低谷，在8年代初迎來創作的第二個高峰，以《叼羊圖》、《賽牛圖》、《草原逐戲圖》等Zui富特色。黃胄非常強調生活對藝術創作的重要性，通過速寫、寫生來認識和感受生活，并在從速寫到畫創作的轉換中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黃胄的言論等被整理為《黃胄談藝術》一書，是現代人物畫創作的理論總結。黃胄晚年積極籌建了炎黃藝術館等，為當代美術事業做出重大貢獻。
疑尊、疑卣是Zui近出現的兩件有銘西周青銅器。本文根據器形、紋飾和文字特征，認為這兩件器物年代屬西周早期成王時期。銘文涉及了6個人物，其中鄂侯和宋伯都是西周早期諸侯，宋伯是文獻中的宋微子。銘文對西周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在新疆龜茲石窟壁畫中多次出現一種寬刃劍，其形象亦曾出現在犍陀羅、中亞和河西走廊、、云南、中原的藝術作品中。在新疆的出土文物中曾發現其痕跡，在犍陀羅和大夏亦曾出土寬刃劍。上述各地的寬刃劍具有明顯的親緣性，即新疆寬刃劍源于犍陀羅寬刃劍，而犍陀羅寬刃劍又源于希臘、羅馬寬刃劍。這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映，為研究古代中西文化的廣泛交流提供了又一實例。世紀初，隨著戊戌維新運動的啟蒙、清末新政對新式教育的重視及教會女學的興起，四川民間開始興辦女學。7年以后，由于四川當局的重視與扶持，女子教育發展迅速，受教人數逐年增加，受教范圍亦逐年擴大。四川女學在發展過程中雖然遇到了各種困難，但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時，受當時各種條件的影響，辦學成效不應過于高估。明藩王墓出土金銀首飾是一個至今未經深入探討的專題，它不僅是明代工藝美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討論明代藝術及其與戲曲之關系時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寧獻王朱權與周憲王朱有燉一南一北構筑的詩酒風流，可以說為明代藩王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定下了基調，且影響差不多從明代前期一直貫穿到明末，而周憲王的雜劇創作影響尤巨，這也是明藩王墓出土金銀首飾造型與紋飾設計的文化背景之一。本文以近年經眼的相關實物為研究對象，選擇有代表性的若干實例，考訂其造型、紋飾以及當日可能的設計構思，然后為之命名，在定名過程中完成紋樣的歷史敘述。